严歌苓：用小人物写大历史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归来》广受关注，而原著——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新版。

　　小说《扶桑》、《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梳理严歌苓的创作脉络，她的作品主要集中在边缘女性这个视角，探索她们的命运遭遇。作为转型之作，《陆犯焉识》把视角转向了男性知识分子，叙述严歌苓祖父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守。记者近日就影视改编、写作手法等问题采访了严歌苓。

　　影像：让人物从小说里走出来

　　记者：影像化了的感情对比小说的感情，您觉得哪一种更有优势，对读者来说想象的空间更大？

　　严歌苓：这就要看你是读者还是影迷了。读者可能觉得电影不能让他感到像书这么丰厚、立体，其实小说有一半的工作是给读者的，要读者帮助作者来建构人物，这种快感是一种劳动的快感、动脑子的快感，但是观影会被动一些。

　　记者：其实电影《归来》非常温暖，您的原著是希望表达爱情还是一种知识分子对自由的追求？

　　严歌苓：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我的祖父。对我祖父的记忆都是那种碎片式的，我需要用我的虚构能力，想象出我的祖父。整部小说写完后，我发现对自由还是蛮在乎的，并改写了小说的开头。我去了一次青海，就听当地有人说：“上世纪60年代黄羊都已经跑印度去了。”很不在意的一句话，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感觉，于是有了现在的开头：一大群人来开垦，把黄羊的自由给剥夺了。

　　记者：您怎么看陈道明和巩俐的表演？是不是演出了那一代人的感觉？

　　严歌苓：陈道明从气质上本身不用演，就已经很接近我的祖父。他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气质，他可以不费劲地找到那个感觉。我祖父留下了一些老照片，也戴着眼镜，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有一种让你产生距离的感觉，这种距离是你不会打破也不让你打破的。冯婉喻(电影字幕为“冯婉瑜”)是一个水乡女子，上海书香人家娇小单薄的那种女人，我在小说里面描写她是很白皙，有半透明的那种感觉。巩俐整个表演让我深信她就是冯婉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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