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起源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产生于北京,成就于天津。作为全国闻名遐迩的曲艺码头,天津相声自成一派,尤其是文哏相声独树一帜,不仅名家荟萃,而且涌现出大批优秀演员。2008年,相声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中国相声发展史上,“常氏相声”占有重要位置。上世纪40年代,常连安带领弟子及众多相声艺人在北京西单创立启明茶社,不仅为相声行业引入经营理念,更对净化相声、提升相声品质有重要意义。
常宝霆
作为“常氏相声”的嫡系传人,今年已85岁高龄的常宝霆因创作、表演俱佳的多面手功夫深得观众喜爱。在如今的常氏一门中,常宝霆无论从人生阅历上,还是从艺术资历上都无疑是挑大梁的人物。说了大半辈子相声,常宝霆最难忘的是两件事:一是奔赴前线在战壕里为战士演出;二是在周恩来总理接见全国青联代表后举行的联欢会上,他和马季还有一位女演员表演了一段新编相声《刘三姐对歌》,周总理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叫常宝霆,是常宝堃烈士的弟弟,你们常家有不少相声演员。”
记者:您最初接触相声是什么时候?作为门里出身,您有没有想过将来从事别的行业?
常宝霆:我从记事起就与相声结下不解之缘。小时候也没想过干别的,就是喜欢说相声。父亲(常连安)和大哥(常宝堃)经常在家练活儿,让我渐渐喜欢上了这门表演艺术,先是模仿,后来由父亲和大哥言传身教,9岁正式登台,11岁起在父亲创立的启明茶社表演,12岁拜亲姑父郭荣起为师——他既是我师傅又是我姑父,14岁与北京天桥著名艺人“小云里飞”之子白全福结成对子,一说就是几十年。
记者:从常连安先生算起,常氏一门出了许多相声大家,您能回忆当时学相声的情景吗?
常宝霆:大哥(常宝堃)出道早,帮父亲挣钱养家,我小时候的生活还算过得去,但那个时候相声艺人没有社会地位。我父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家教很严,不许孩子们抽烟、喝酒、耍钱。排练时站在前面说大段贯口活儿,说得最多的就是《报菜名》《开粥厂》《八扇屏》《地理图》,既不许走神,也不能嘴里不清楚。为了让我们练好活儿,父亲有自创的一套“家法”,用一根二尺来长的木板子拴根绳挂在墙上,谁犯了错用它打手心。我们因为淘气都被“家法”伺候过。
记者:常连安先生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创立了启明茶社,您能具体讲讲当时的经过吗?
常宝霆:启明茶社最早演出曲艺,但不卖座,经理就找我父亲问能不能改说相声。这样一来,以往“撂地”的相声进入了大雅之堂,同时父亲也规定,在启明茶社说相声不能说“荤相声”,不能带“臭话”、低级趣味的东西。他认为,这是和当时许多相声名家一起做的“有分量的事”。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启明茶社的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文明相声”。
记者:“常氏相声”自成一派,有哪些特点?
常宝霆:常派相声表演成分重、动作幅度大。常派相声与其他派别显著不同的一点是逗哏、捧哏的戏份儿相差无几,避免了以往捧哏者仅仅“嗯、啊、就是”的一头沉局面,两位演员彼此互为捧逗,使得表演节奏更快。
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您在相声改编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常宝霆:1950年,我在“相声改进小组”任副组长,专工传统相声段子整理、改编以及新段子创作。常派相声注重刻画人物,一定要在传统相声中融入现代内涵,社会在发展,相声也要随之进步,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可以一成不变,很多老节目已经不适应新观众口味,如果不自己创作就没有节目可演。我的哥哥常宝堃就特别重视钻研相声,跟老百姓、观众的关系特别好。他上台的时候仿佛底下坐着的都是他的亲人,演出中特别讲究互动,擅长现场“抓彩儿”。我的艺名“三蘑菇”就是从他那儿来的,那年他在张家口演出,那儿生产蘑菇,观众就叫他“小蘑菇”,我二哥是“二蘑菇”,我就是“三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