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陶涵所著《蒋介石传》,被认为是迄今最完整、最全面的一本蒋介石英文传记。《华盛顿邮报》的书评说,大陆长久称蒋为“匪”、“美帝走狗”,如今终于还他本来面貌。《经济学人》则称,蒋介石的负面形象,主要是因为左派人士在上世纪40年代的宣传所致,如今陶涵的著作“推翻了若干重大误解”。
官方态度保证客观研究
袁伟时说:“过去把蒋妖魔化得太厉害了,这种对真相的追求一定会表现出来。其次,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人们可以自由的了解真相。这两个原因使蒋介石的研究和写作表现热烈。”
梁光玉则认为,“80年代的蒋氏作品,政治评价简单,人物形象单一,内容和包装都很粗糙,现在大多数作者都能重新思考,历史地看待,我觉得对蒋介石的看法已经回归正常”。
80后半期,对蒋研究的禁忌基本上破除。历史学者杨奎松说,“转变主要的原因是对台工作,另外跟改革开放也有很大关系。如果不是改革开放,连国民党研究都不可能有。”
当时,中共高层对台湾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廖承志的统战经典文件“廖承志致函蒋经国”,文中引用鲁迅之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成为统战名言。叶剑英公开给国民党蒋经国写信,邓颖超给宋美龄写信,发表各种各样的统战文章。“在这个背景下,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认识,学界的研究已经可以穿破禁忌。唯一遗憾的是,社会舆论还未及时松绑。”
作为“大陆最权威的蒋介石日记研究者”的杨天石,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曾3次远赴胡佛研究所研读蒋氏日记。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第二天,他将第4次去美国研读“最后开放的一批”日记。
杨天石第一篇关于蒋介石的文章名为《中山舰事件之谜》,胡乔木给与高度评价。2008年出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他在序言里特别提到此事,“并非是自己喜欢这样,只是没办法,说得不好听,这是拉大旗做虎皮。免得人家老是找你茬。”
时值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有一段话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作战的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在杨天石看来,胡锦涛将“中国国民党”置于“中国共产党”之前,实乃官方评价抗战的崭新姿态。此前,中共领导人从未公开有过这样的提法。这个小小的语序变化,使杨天石看到了中共领导人客观地、正确地反映了抗日战争的实际。
同年,杨天石去台湾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60周年学术讨论会。马英九到会场作即席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北京的胡锦涛总书记也肯定了我们国民党在抗战里的功绩。“这说明胡锦涛的这番讲话对两岸和平关系的建立和争取台湾的民心,是有很好的作用。”
这些官方的积极态度,使得研究蒋介石的学者们感到“只要是基于事实的客观研究,几乎不存在禁忌了”。
蒋介石日记推波助澜
杨天石2002年出版《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时,遭遇一些人对此书的大讨伐。他按惯例将书稿送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再交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报审通过。仍有一些人写匿名信,要求撤掉杨的《百年潮》主编职务。罪状是吹捧蒋介石。在网上被痛批两个多月后,杨终于等来令他欣慰的审查意见:“该书是一本扎实严谨的学术著作,是研究不是吹捧。”
相比之下,2008年《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的出版就算“非常顺利”,还被评为当年十大好书。该书大陆版与香港版的区别只是少收一篇演讲,其他均只字未动。其实令杨担心无法通过的内容有很多,比如书中写到重庆谈判,蒋介石想扣押毛泽东以审判,为使审判和拘留有理由,蒋介石罗列了中共和毛泽东的罪状。这个从来不为人所知的秘密被蒋介石记载于日记中。杨天石在书中也照样罗列。他感到惊喜的是,内容审查全部通过。
去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陈诚回忆录》,在杨天石看来,“简直是了不起的进步”,据他了解,内容基本上“毫发未损”。唯一遗憾的是,同《蒋经国自述》一样,所有的“共匪”都改成了“共党”。
虽然不是全无禁忌,但空间已越来越大。“对国民党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涉及大陆对台湾政策的改变,为了团结国民党,为了搞好两岸关系”,学者杨奎松举例九一八事变,“究竟谁是不抵抗的主要策划者或主事者,过去都说是蒋介石。现在学者发表文章说实际上主要是张学良,不是蒋介石。这个文章也照样能发。”
他还认为,除了社会环境的宽松,有关蒋介石的史料越来越丰富,给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条件。
2005年,蒋介石日记由蒋方智怡交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并予以开放。这是至今最完整的蒋介石日记原始手稿,从1917年到1973年,即蒋离世前两年。学者为研读蒋日记纷纷奔赴美国。
袁伟时、杨天石、杨奎松、叶永烈都专程去胡佛研究所查阅过蒋介石日记。日记不可影印、复印,只能手抄,若要在出版物上引用日记原文,需征得蒋家同意。
“查阅蒋介石日记多数是大陆学者,最多时有十几位。”袁伟时在那里遇到过台湾的学者龙应台,胡宗南的儿子胡为真,胡很关心蒋在日记里如何评价他的父亲。也遇到宁夏马家的后代。也碰到过很多好奇“凑热闹”的人。有一次,一群西装革履的人要看蒋介石日记,据说是中国建设银行代表团。
学者认为,很多重要、转折的、决策的时刻,蒋介石的日记均没有体现,但作为研究蒋介石的第一手材料,这是不可不用的资料。“因为只能手抄,所得非常有限,如果前期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即使读蒋介石日记也出不了多大的研究成果。”杨奎松说。所以现在国内对蒋介石的研究因学者的功底和水准,呈现良莠不齐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