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奇才与厄运
写完李泽厚,再来谈顾准,感慨良多!
如果说李泽厚还只是“想当”思想家,那么,顾准则无可置疑的“就是”思想家。有人说顾准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还有人说“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请参看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些说法或许可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早在1974年便已“盖棺”的顾准,都将以“思想家”或“思想者”而被论定。
不过,我想谈的却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这个人。
我从来就认为,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弄清他的思想固然重要,琢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更有意思或意义。思想总是有限的,再说我们也并不一定都打算当思想家或别的什么家,但我们却无一例外地要做人。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顾准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旷丗奇才。早在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十九岁时,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以后又多次与会计学泰斗潘序伦合作出书甚至捉刀代笔,成为会计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二十三四岁时,他一面担任高级职员,一面从事地下活动,同时还兼任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教职,流畅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课,让那些一贯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学学生深为折服。中年从行政领导部门转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更是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精通数学、历史学、经济学,在哲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诸领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范围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译著、论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称作“中国的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果他象陈寅恪、钱钟书那样,有着家学渊源、留洋经历倒也罢了。然而他却出身不过学徒,学历不过初中,少年为生计困扰,青年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症折磨。如此艰难困苦,却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以至于被认为“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李愼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人叹服。
顾准又是一个老革命家。早在三十年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并于1935年入党,以后又奔赴革命根据地,在“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1949年,三十四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管了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显赫的副市长候选人。这时的顾准,真可谓意气风发,光彩夺目,前程似锦。上海多少领一点世面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无论按照旧社会的眼光,还是新中国的标准,年轻的顾准都是男性羡慕的“成功人士”,女性心仪的“白马王子”,光是求爱的情书都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说真有什么“天赋”和“运气”的话,那么,命运对顾准似乎不薄。孔子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顾准呢?十五岁当校长,三十岁当局长,岂非“天资聪颖”又“少年得志”?
二、才气与骨气
顾准遭受打击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历史方面的“客观”原因或者说“大气候”就不去说他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就连章乃器这样的共产 党的老朋友都要被打成“右派”,就连彭德怀这样的元帅元勋都要被置于死地,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都保护不了自己,遑论其他?问题是,即便所有的人都挨整挨批,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整得那么厉害,更并非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挨整。不整别人偏偏整你,就必定还有个人方面的原因。
建国初期即在政治运动中翻船倒台的中共高干,无非两种人。一种是确有罪行、错误和问题的,如刘青山、张子善,如高岗、饶漱石;另一种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拉出来凑数的了。当时毛泽东亲自督战,下令“限期展开斗争”,并具体下达“打老虎”的指标:各大军区、各大省、各大城市至少几百只,而上海的指标则是“上千只”。天晓得这些数字是怎么估算出来的!但没依据归没依据,该完成还得完成。因为你如果完不成这个数字,那你自己就是“大老虎”。没法子,为完不成指标而苦恼狼狈不堪的上海市委,只好提出“思想老虎”的崭新概念。这下子“打虎工作”就容易开展了。因为定“思想罪”是不要证据的。所以,尽管所谓“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尽管顾准既未贪污(相反还很廉洁),又没浪费(相反还很节约),更没有官僚主义(相反还十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仍然被当作“大老虎”打翻在地,因为可以很便当地说他思想上贪污、思想上浪费、思想上官僚主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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