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揭密“项英杀妻”真相(2)

　　1938年到了延安后，我被送进了徐特立创办的鲁迅小学学习，1939年学校改名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部”，也称延安保育小学。延安保育小学的学生是革命烈士子女和中共高级干部的后代。郭青老师则被送到延安抗大学习，他后来当上了保育小学的校长，成为很多孩子的大家长。

　　刚到延安时，我只有7岁，独立生活比较困难，有一个保姆专门照顾我。那时还没有窑洞，我们在平原地区住的平房，房间里用大木板桌搭的床，一张床能睡十二三个孩子，像一个大通铺。我们这些孩子吃饭、睡觉都在一起，过着军事化的共产主义生活。

　　在延安，我们随时都能看到毛主席，他对我们每个小孩都叫得出名字。有一次我们采了一大捧山花，我们跟老师说：“这些花真漂亮啊，我们把它献给毛主席好吗？”老师答应了。于是我们一群娃娃，排着队、唱着歌，向毛主席的住地走去。毛泽东在窑洞前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当时江青也在，她还从窑洞里拿出一桶饼干让我们吃。有时候想起来，还挺怀念那时候的延安气氛。

　　我因为记忆力好、胆子大、不怯场，经常被老师骑马带到附近参加会议或代表学校演讲，延安的报纸还称我为“小小演说家”。有一次老师带到我学校附近的真武洞集市，给赶集的老百姓讲“行动纲领”。我背得很熟练，正在哇拉哇拉地讲时，突然发现台下站成一圈的老乡中，从怀里摸着什么，然后摸出一个小东西，放在手上一掐，很清脆的一声，然后他又把它放在嘴里一咬，好像吃得很香。他不停地重复着这个动作，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他在干什么呢？他吃的是什么？想着想着，我走了神，把自己背熟的纲领也忘了，演讲卡了壳，台下一阵轰笑。回到学校，我还被老师批评了一顿。

　　我后来才知道，延安地区缺水，卫生条件比较差，很多人身上长了虱子。他们习惯边晒太阳边抓虱子，那个老乡就是在捉身上的虱子。当地老乡还认为，虱子吃了我的血，我就应该把虱子也吃了，所以刚才那个老乡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没有爸爸妈妈的生活，让我从小养成了自立、好强的性格。带过我的大人都喜欢我，像蔡（畅）妈妈、康（克清）妈妈、任弼时的夫人。但他们对我再好，也不是自己的父母，我还是要规矩一些，这一点，我始终是很清楚的。

　　中组部对我们特别照顾，陈云、李富春常接我们去他们家吃饭，蔡畅妈妈待我们更像亲生儿女一样。当时在延安，我们只要往口袋里装一把牙刷一把勺子，走到谁家都有饭吃。

　　我到延安时，才知道我还有个弟弟在这里。我的弟弟项学成是在监狱里出生的，是周月林为母亲接的生。弟弟和我的关系很好，平时和弟弟去的最多的就是李富春和蔡畅家。

　　蔡妈妈很喜欢我，教我洗衣服、织衣补洞。蔡妈妈很爱干净，摆在桌上的东西别人是不能随便挪动的。她也嘱咐我：“小朋友来玩可以，但我的东西你们不能动。”有一次来了个同学，只是好奇地翻了一下，我都没有感觉有什么变化，蔡妈妈回来问我是否有人动了她的东西。

　　有时吃完饭，李叔叔、蔡妈妈带着我在窑洞后面的山坡上散步，我还牵着李叔叔的小狗“路路”。路上遇见认识的叔叔阿姨看到我们，会过来逗我：“你家几口人呢？”我认真地看了一眼小狗，然后回答：“4口！”李叔叔与蔡妈妈的女儿李特特很嫉妒我，说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远比她长得多。

　　1943年，延安搞了个“整风运动”，后来康生又搞了一个“抢救运动”，弄得人人自危。我们保育小学也开始搞起了“抓特务运动”，老师不允许我们回家，留在学校搞“运动”。老师和高年级同学都要受审查，每人要交代清楚自己的经历，如果说不清楚，就会被怀疑是特务；同学之间也互相揭发。学校还专门组织我们学生到礼堂，听一些表现好的人现身说法，我们小学生坐在下面，跟着大人喊口号。

　　弟弟告诉我一件事情：他们的老师把一个小同学叫去交待问题，老师问他是不是特务，他否认。老师说不老实交待的话，就罚他站凳子上。小同学被罚饿得受不了，实在坚持不住，就向老师检举了一个人。他说，夏天大伯派一位姓李的年轻人来接他回去度暑假，途中遇到大雨，河水涨得很高，骑在马前的小李叫我抱紧他的腰，他在马背上猛抽几鞭子，硬是从河里冲了过去。小同学怀疑小李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因为大家险些连人带马被洪水冲走，肯定是不存好心。

　　老师很仔细地拿本子记下了小同学的揭发，然后很满意地告诉他，过关了，可以回宿舍睡觉了。小同学后来听说靖边县真的把小李打成了“特务”，被整得很苦。长大后，他很后悔自己9岁时的无知，伤害了一位不熟悉的大哥哥。

　　整风期间，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不准回家，过了几个月后，紧张的气氛才慢慢缓和下来。

　　夏天，我和弟弟去李富春和蔡畅家。李叔叔问：“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回家来啊？”我说：“校长说大家都在整风，整风不能回家。”李叔叔很奇怪地问：“一群娃娃，整什么风呀？”他这一问，弟弟可来劲了，他不顾我劝阻，马上眉飞色舞地说：“我们学校整风可热闹了，还把人吊起来打呢！大家跟着喊口号！”李叔叔很认真地听着弟弟的话，很生气的表情。他马上拿起电话给中共西北局的负责人高岗打电话：“怎么我们大人整风，娃娃里面也在抓特务，还打人？！”结果一周后，西北局就派人来学校调查，学校领导还向几位被错整的老师道了歉，承认过去的错误。

　　李富春与蔡畅去了东北之后，把我交给了任弼时。有这些叔叔阿姨的照顾，在延安时，我从不觉得孤单。

　　往事

　　1948年，中央决定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选择的都是革命烈士与中央领导的子女，有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高岗的儿子高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和我一共21人。给我们送行时，领导对我们说，现在国家正在打仗，仗不要你们打了，由我们来打，你们去努力学习，回来好好建设新中国。

　　我们在苏联学的专业都是从建设角度挑选的。叶挺是因为飞机失事遇难，他的两个儿子就下决心制造自己的飞机，去了航空学院。林汉雄的父亲死的时候，说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于是他就学了水电。但是“文革”期间，中央成立了一个“4821专案组”，专门审查留苏的21个“苏修特务”，“4821”名称也就从那时被叫出来。现在，我们“4821”的成员还是会定期聚一下，虽然当中的很多人已经位居高官，但是相聚时，大家没有身份差异，感觉又回到了老同学的温暖回忆中。

　　我的丈夫林汉雄是张浩的儿子，也是我留苏时的同学。现在很多人把林育南、林育英与林彪放在一起，称他们是林氏三兄弟。林家是一个大家族，林育南是林彪的哥哥，是林家第一个出来革命的，他与董必武是同一时期的，资格比较老。林育英是林育南带出来参加革命的，在革命时期化名张浩，而林彪又是林育英带出来的。他们确实是从林家大家族出来的，但单纯从血缘上讲已经没那么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