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文武百官向皇帝“上书言事”。历来喜欢读史的毛泽东,对古代“上书”的作用及特点很感兴趣。在读《旧唐书》、《新唐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其中几篇有代表性的“上书”,如马周上唐太宗书、朱敬则上武则天书等反复阅读,在浓圈密画中留下了不少评点文字,很值得我们回味一番。
高度评价马周上唐太宗书
称其为“贾生《治安策》后第一奇文”
马周(601-648),博州茌平(今山东茌平)人,从小孤贫好学,尤其精通《诗经》、《春秋》。他早年十分落泊,经常受到地方官的欺侮。一气之下,他西游长安,做了中郎将常何的门客。想不到命运就此发生重大转机。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李世民令百官“上书言得失”。常何是个武夫,不通经史,无奈之下只好请马周代笔。马周条陈二十余事,样样皆合唐太宗的心意。当唐太宗问起这件事时,常何诚实坦陈全由门客马周起草。唐太宗喜出望外,立即召见马周。从此,马周平步青云,荣宠备至。
毛泽东对马周这位出身寒微,但却才识超群、深得唐太宗赏识的人物情有独钟。他仔细阅读《旧唐书》、《新唐书》中的《马周传》,对马周的多份“上书”都很留意,尤其对《新唐书》所载马周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的一封“上书”密加圈点,并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马周的这封“奇文”,直陈己见,不事虚饰,表达了如下几个主要观点:
一是奉劝唐太宗“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为子孙立久远之基。马周说,“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处逐字加了套圈,天头上还连画了3个大圈,以示这8个字为其中要旨。
在强调历史经验之后,有感于民间之怨苦与京师之奢侈,马周直陈时弊,语重心长地说:“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毛泽东在“陛下少处人间……目所亲见”处字字加了旁圈。马周的文字情理交融,毛泽东密加圈点,神交古人,在会心中感慨系之。
二是劝告唐太宗在人有余力的情况下再行贮积,不可横征暴敛。马周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这种百姓苦乐决定国家兴亡的观点,毛泽东是很赞同的,所以他在此处天头上画了3个圈,又逐字加了旁圈。马周还强调,民众劳苦而征之不息,如果遇上天灾边患,则最容易出现狡狯强梁。毛泽东鉴于马周说得深刻,在其所言“贮积者固是有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处逐字加了圈画。
三是提醒唐太宗吸取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的教训,不可对诸王“溺于私爱”,树置失所,而要预为节制。马周说,皇帝之子不愁富贵,如果对之宠遇太厚,一方面会导致他们恃恩骄傲,甚至危害社稷,另一方面也会引起皇位继承者的忌恨。他以曹操宠爱曹植,结果曹丕继位后迫害曹植为例,说明“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毛泽东对这句话加了旁圈。马周希望唐太宗避免“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毛泽东在天头上连画3个圈以示重要。
四是建议唐太宗重视刺史、县令等临民之官的选拔,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马周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毛泽东在“必也使百姓安乐”一句下,逐字加了圈画。马周笔锋直指时弊,认为朝廷独重内官,而对刺史、县令等直接临民之官的选拔颇为草率,真正“以德行见称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这种重视基层政权建设的观点,很符合毛泽东的政治思维。
马周的“上书”切中要害,唐太宗看后“称善久之”。尽管从文章学的角度看,马周的这封“上书”不及贾谊的《治安策》那样文采斐然、层次分明,但因为言之有物,在平实中见至理,于质朴中显真情,所以毛泽东对之赞赏不已,称之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并发挥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苏轼为一代文学大家,其万言书被毛泽东说成是“纸上空谈”,可见毛泽东对政策建言的要求是切实可行,而非徒然好看而已。
《新唐书》的主修者欧阳修在《马周传》后附一赞语,感叹“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唐太宗“锐于立事”,而马周建言“皆切一时,以明佐圣”,君臣之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但又说马周之才毕竟不及辅佐商代武丁王的傅说以及帮助周武王灭纣的吕望(即姜子牙),所以后世对马周的事迹叙述不多。毛泽东不同意此种说法,批道:“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马周的才德是否堪与傅说、吕望相比,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毛泽东的观点属于“一家之言”,但从中可看出他对马周这类人物的偏爱。毛泽东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即认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原因在于这些人“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较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马周以一介草民而平步卿相,为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又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所以他格外喜欢。
对于马周的这封“上书”,毛泽东在极其赞赏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某些不足。如“上书”中说:“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毛泽东认为此种说法“不确,比于隋时,大约五分之一”。隋唐鼎革,人口锐减,但不至于减少到马周所说的十分之一,可见毛泽东读史是非常善于独立思考的。
在历史上,唐太宗以“从谏如流”而著称。对唐太宗,毛泽东一向深表佩服。他曾总结“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其中有两条便涉及虚心纳谏,即“每旦视朝,听受无倦”、“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没有李世民便不可能有马周,毛泽东对此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点评朱敬则上武则天书
赞其为“政治家、历史家”
朱敬则(635-709),亳州永城(今河南永城)人,出身名门望族,“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他曾受到过唐高宗李治的召见和赏识,但因被人谗毁而未得到擢用。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朱敬则先后担任正谏大夫、冬官侍郎等职务,并监修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