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演员李香芝和她的冤案(4)

从李香芝写的交代材料来看，早在1970年12月13日晚上，她就“头很痛，脸也很痛，还有一股很难闻的气味，感到楼上有一种仪器照自己的脑神经……一会儿就有一种声音在对我讲话，而我脑子里的所有问题都闪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把所有问题都交代了。

“到铁道医学院以后，这个声音经常检查我的思想。但是，组织上和同志们仍然说我是‘五·一六’。我想，南大怎么有那么多‘五·一六’。会不会也有假的?为什么我不是‘五·一六’，还说我是‘五·一六’?这个声音对我讲：他是中央派来的，说我查清你不是‘五·一六’，但是你们领导不相信。我说，我还要写材料，怎么写呀!他说：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写什么的。从这时起，我的神经根本不听我的使唤，他叫哭就哭，叫笑就笑，还能叫我的器官都能动。

“在铁医搬到楼下以后，他说：我可以叫你见到丈夫，看到毛主席。我高兴得不得了。XX打了我，说我是苏修操纵的。当XX打我的时候，我又感到毛主席在对我讲话，说XX是XX操纵的，他叫XXX打了XX同志……

“搬到这边来以后(注：指迁移到化工学院)，操纵我的人，又帮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帮助我写笔记。一会儿说他是毛主席，一会儿说他是林副主席，一会儿说是江青同志，一会儿说是姚秀琪(注：李自己的丈夫)。

“在我学毛著的时候，我还和毛主席辩论。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我不是敌人，为什么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整我?毛主席就讲：这不是训练你吗?看你是不是经得起考验。我说：考验了这么长的时间，还要考验?我怀疑他不是毛主席，就和操纵我的人吵：你们为什么把我打成“五·一六’，给我制造罪过?这个操纵我的人说：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他有时候和我开玩笑，开得无边无际，叫我叫亲爸爸毛泽东，还叫我做一些小孩予的动作，向毛主席撒娇，叫我‘我的好女儿小香’……”

总之，从这些交代材料，从李香芝在大寒天里脱得只剩下内衣，在囚室通宵跳舞，从她无缘无故地大哭大笑这些表现来看，李香芝确实被逼得神经失常了。而在被极左路线迷了心窍的人来看，这些都不过是“李香芝装疯卖傻”；她病倒了不能起床，也不过是在使用“赖术”。于是，一个在令人看来荒唐到极点、当权者也愚蠢到极点的冤案，也就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一些疯话竟成为被处以极刑的铁证

李香芝被逼疯以后，尤其她几次说到操纵她神经的人，自称是毛主席，同她开玩笑开得无边无际的时候，已经触及当年的“高压线”。但是，整她的人并没有因此而悬崖勒马，而是责令她继续交代，促使她向高压线上撞。当年的工宣队负责人说：“当时我们的动机是：一要李承认是‘五·一六’，二要李承认整了黑材料。这两个问题承认了，就是反革命。我们不搞，就是右倾。”而所谓的“整了黑材料”，就是李香芝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特别是反对挑选漂亮的女演员去给中央首长陪舞，并且曾经起草了一份准备寄给毛泽东的意见书。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这两点上取得突破，以便把李香芝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些人的心血果然没有白费，在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的问题上，小分队死死抓住不放，逼迫李香芝反反复复地写了十多份交代材料。 1971年4月18日，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李香芝果然写出了一些疯话。除写了一位女演员在陪舞以后发生的一些虚幻故事以外，还说：“到铁医以后，操纵我的人污辱我……过了一天，他要我原谅他。到铁医楼下时，又来搞我，说这是毛主席。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样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听毛主席对我讲：小香，咱们是为党工作，受污辱也没有关系舶。并说这确实是工作需要。”

在写出这些胡话的同时，李香芝还写了怀疑这个人是毛主席的话，说“我又想他可能是个坏分子三我就骂他是坏蛋，是德国鬼子，美国鬼子。”并且说：“同志们，你们真的是不知道有人操纵我的神经吗?真的认为我这样反毛主席吗?我相信你们是会帮助我找到这个操纵我的人的。”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些疯话，成了李香芝被处以极刑的铁证。

1971年8月2日，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从来没有做过地方工作的一名军队干部作出批示：“将李犯立即被(应为“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

同年8月23日，这位负责人又根据省委的讨论作出批示：“同意政法组的意见(注：即处以极刑)，望力级(应为“立即”)执行。”

这位负责人身居高位，又是江苏深挖“五·一六”的前台总指挥。想不到他参加革命多年，不好好学习政治、文化，以至到位高权重时，还如此头脑简单，别字连篇。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让这样的人去掌握生杀予夺之权，怎么能不出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

1971年9月2日，即被奉为“副统帅”、“接班人”的林彪叛逃前的11天，李香芝未经任何审判程序，便仓促被拉到省京剧团礼堂参加了一个公判大会，即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连临时被通知去参加这个公判大会的人，也为之愕然。

李香芝蒙冤被错杀以后，她的丈夫、资深的人民空军飞行员，时任南京空军作战处作战参谋的姚秀琪，因受牵连被下放到南京微分电机厂当工人。她的两个女儿也备受歧视，长女姚红经多次申请也不能入团。姚秀琪不服，先后为爱妻蒙受不白之冤，多次向党中央、向江苏，省委写信申诉，但在人妖颠倒的极左年代，谁也不敢翻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拨乱反正之后的1979年1月11日，江苏省文化局党组才作出了《关于李香芝案例的复查报告》，详细叙述了李香芝参加革命后的一贯表现，证实了李被长期关押折磨以后“思维紊乱，神经不够正常”；在“整个案卷中，无一份旁证材料，完全是凭本人口供定罪的”。认定李香芝案件是一个错案冤案，应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并做好善后工作。

同年2月12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正式发文宣布：“李香芝在深挖中无辜被长期隔离审查，在逼供信情况下，造成精神失常，思维紊乱，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