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欧洲受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时代严厉的宗教性禁锢影响极深,对童贞和贞洁的要求非常苛刻,妇女受到严重歧视;严格的终身一夫一妻制,感情完全破裂的夫妻也不准离婚;手淫被认为是亵渎神灵的罪恶;不准谈性,不准进行与性有关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为此,人们普遍受到沉重的性压抑。
20世纪50年代,美国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个时期长大的一代,没有物质的匮乏与艰辛,他们无所事事、充满寂寞,渴望与别人的亲密接触,这就为性解放提供了迅速发展的“潜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嬉皮文化,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在战争的阴影下,他们以与女人做爱来消解内心苦闷与彷徨。
1960年,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通过了让口服避孕药正式上市。这就为性爱与生殖脱钩提供了方便,因而也让性爱与家庭之间的链条迅速断裂。性爱──不怀孕──不生孩子──不带进家庭的机制,才有真正的“性的解放和自由”;与此同时,青霉素广泛用于医治当时的主要性病梅毒和淋病,取得了特殊疗效;世界性青春期发育提前和婚龄推迟造成的庞大性饥饿人群;西方个人至上的价值观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在性行为上缺乏社会责任感;生产力发展,消费资料丰富促成的追求享乐和纵欲的潮流等,都成为加剧性解放蔓延的重要因素。
弗洛伊德
新思潮为性解放运动推波助澜
S.弗洛伊德是60年代最为出名的心理学家,他观察到大量神经症患者和精神病人都与性压抑有关,因而形成其泛性论学说。这一学说对于性自由的萌现有着重要影响。他的一些名言,被当时信奉性解放的美国青年挂在嘴上,念念不忘。
弗洛伊德说:“所有的快乐都源自性快乐”、“精神官能症起源于不满足的人的性需求”、“不管在男人或女人身上,性干扰是造成疾病最强大的影响力量”。把这些话集中在一起,就产生了《花花公子》创办人海夫纳最自豪的一套“性的哲学”:人们需要性发泄,认真的性发泄造就健康的人。
荣格的性理论,阳具崇拜,代表了一代人的性心理。
促使性解放改变性质的一个重要消极因素,是昆虫学工作者A.C.金赛对美国社会男女人群性行为的调查报告。金赛采用的调查方法违背了统计学的基本原理,调查结果偏差性很大,片面地把主要存在于性行为放荡不羁和不严肃的人群中鲜为人知的背离性道德状况,夸大为整个美国的普遍现象。
追求性本能自由满足是源自原始人类的天性,但是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不对个体的性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性对于人类的生存繁衍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个体的性行为如果不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处于无序状态。金赛的调查报告以夸大了的数字,将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未绝过迹,当时又有所增加的秘密公诸于世。
遮羞布一旦被揭去,人们又为夸大的数字所震动,因而更多的人不再约束自己,也不再对违反传统观念的性行为感到羞耻和罪恶,这就加速了性自由的发展。
作为一名曾经从事昆虫学研究的动物学家,金赛始终无视人的社会性,他离开人类社会行为的整体性,而仅仅从本能的单一角度出发,把社会人的性行为与动物性本能的发泄等同起来,笼统地和不加分析地把宗教性道德完全视做对人性的不必要约束,实际上是把人和动物等同起来。
恶搞性解放的下场
人伦丧失 绝症肆虐——从性解放回归“童贞”
历史的记录是残酷的,“性解放”的泛滥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无法预测的灾难。性解放使西方社会离婚率激增,大量家庭解体,单亲家庭和非婚生儿童增多,家庭教育职能明显削弱,青少年犯罪现象激增。80年代,美国每年有100万以上的少女怀孕,其中40%成为少年母亲;英国50%的儿童为非婚姻产儿。这些就是这种严重后果的表现。
最为严重的是,性解放引起全球范围的性传播疾病蔓延,性病发病率骤升,流行的性病种类增多,欧美70%以上的成人患过性病,直至出现威胁人类生存的世界性艾滋病大流行。
1981年6月5日,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简要介绍了5例爱滋病病人的病史,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关爱滋病的正式记载。1982年,这种疾病被命名为“爱滋病”。不久以后,爱滋病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大洲。
毫无疑问,追求“性解放”的人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甚至生命的代价。性解放造成的严重消极后果已经使西方社会重新审视性道德的重要性,因而正在出现性道德回归的趋势,表现为要求青少年婚前禁欲,保持严格的一夫一妻的两性关系,有些国家还出现了提倡童贞的少女贞洁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