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明星官员时代特征 薄熙来现象并非偶然

　　
　　薄熙来现象并非偶然

　　随着中国经济活动、社会事务的频繁发生，各级党政官员在社会公众面前“露脸”的机会越来越多，从而媒体的相关报道力度也大幅度加大，一直以来给人以神秘印象的官员群体逐渐开始“走下神坛”，为普通百姓所熟悉。更有少数官员，或因其“充满个性”，或因其职务敏感，而得到媒体格外垂青，“明星官员”的称号也因此不胫而走。

　　检验近几年来的对政府官员的信息传达，较早被公众授予“明星官员”称号的，毫无疑问是现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

　　薄早在担任大连市长时就备受媒体力挺，而随着他每一次登台亮相，总会引发媒体和读者极大的关注。

　　“薄熙来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南京大学媒介研究中心主任潘知常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拥有成为明星的一切元素。”

　　在潘教授看来，薄熙来既有高大英俊的外形，又不乏强烈鲜明的个性，再加上其父是中共元老薄一波，所有这些因素“注定”了他不会被社会公众“放过”。“当然，他自身工作能力强是公众开始关注他的主要原因。但随后那些跟进的媒体，逐渐将报道的触角延伸到了其他方面。”

　　这些“其他方面”正是上面提到的那些“软”元素，在潘看来，传统新闻媒体以前对政治人物，尤其是一些高级官员的报道往往仅仅局限于工作业绩等一些“硬”元素上，而从对薄熙来的报道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官员的个性、话语、甚至外形、家世等等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仇和与焦裕禄：同与不同

　　除了像薄熙来这样拥有“良好条件”的高级官员以外，一些较低级别的官员也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成为明星官员。宿迁市委书记仇和就是此类官员的典型代表。凭借其在沭阳县以及宿迁市所推行的一系列“铁腕”政策，仇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仇和的级别是地厅级，其所主政的宿迁市位于江苏北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以这样的“硬件”，仇和能获得如此高的知名度，其先例也似乎只有“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可以相提并论。

　　“对焦裕禄的报道，是通过政府引导、树立典型的方式来进行的。仇和却不一样，到目前为止，他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也没有得到过官方正式的奖赏。”潘知常说。

　　潘分析，在这之前，外界对某个官员具体信息的获得，一般通过以下两种场合：“要么是公开褒奖正面典型人物，要么是无情鞭挞某个腐败堕落分子。而外界对仇和的视角却是开放式的，也就是说，这个人没有被定性，观察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了解仇和。”这种方式比较能抓中国老百姓的注意力，因为他们第一次发现，自己有了深层次接近并了解甚至理解一位领导人人格魅力的权利和自由。

　　潘认为，无论是有些媒体刻意炒作，还是部分民众存在“窥私”心理，从总体来说，这些信息的传达毫无疑问拉近了政府官员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心理距离，于官于民，都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为加强彼此的沟通架设了桥梁。

　　王岐山、李金华：何以走红

　　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刘海波看来，“明星官员”现象背后，其实还隐藏着深层的原因。“如果我们放宽眼界的话，就会发现，对于官员的传颂其实出现得很早。评弹、说书、神话故事等等，那里面有很多清官的传奇故事，而那时，报纸、杂志等等大众传媒甚至还没有产生。”

　　刘解释说：“喜欢并了解政治人物是民众天生的心理状态。在现在这么一个媒介空前发达的时代，这种现象更加明显。” 刘认为，民众天生有一种崇拜英雄的情结，这种情结在碰到突发性危机时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比如说，2003年非典时，老百姓已经乱了方寸，这时候，需要一个权威人物给民众一种非常强势的保证。这个任务自然地落到了王岐山身上，由他出面来‘稳定军心’。他是一市之长，他需要在那个时候充当起英雄的角色。”

　　对那场灾难稍有记忆的人都不会忘记，受命于危急之时的王岐山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正襟危坐、斩钉截铁，在央视《面对面》上的镇定自若、侃侃而谈。他的表现很快使北京人的心安定了下来。

　　“所以说时势造英雄。但光有时势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个人很欣赏王岐山的那种大将风度。从这种角度看过去的话，他成为明星官员一点也不奇怪，而我们这个社会有时还恰恰需要这种明星。”

　　刘分析说，顺着这条思路下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的“走红”也就很好理解了。

　　明星官员，下一个就是你

　　在刘海波博士看来，造成“明星官员”现象的因素虽然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政治体制的进步。

　　刘认为：“对官员的这种报道，我们不要一看到这种报道就觉得这是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搞的那一套。其实很多东西并不是为西方所独有的，换句话说，它们与意识形态没什么关系。”

　　当然，刘并不讳言，媒体对官员的此类报道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受了西方同行的启发。他因此提醒中国媒体说，即使在西方，也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可以适应于这种报道方式的。


　　“在美国，只有总统、议员这些直接由选民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以及由总统任命的各部部长才进入媒体的报道范围。而军人、法官、各级事务性的官员很少受到媒体的骚扰。”

　　刘同时不无担忧地指出，西方媒体对政治人物的报道往往会流于一味的猎奇和低俗，这一点国内媒体应设法尽量避免，同时在报道时，也应该考虑我们自己国家特殊的国情。

　　刘最后分析说，由于长期以来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别，东方政治文化孕育下的官员更喜欢选择低调。“但这是个高调的社会。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官员们，能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民众和媒体的提问，同时也要努力提高应对能力。这些其实都是当代官员必备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