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会所部长级高官与美女色情交易贪腐无人管的地方(2)

“会员的素质决定会所的命运，这绝对是一个真理。有一些会所俱乐部，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还能够严格按照制度发展会员，但随着经营压力越来越大，他们不得不在会员筛选上做出选择，这样会籍卡就慢慢变成了一张储值卡。会员买来送客户，客户再送客户，只会令俱乐部的会员阶层越来越不纯粹。久而久之，因为充斥了太多的非目标会员，反而使那些原本希望服务的会员们不愿意光顾会所了。这时便是一个会所的死期。”北京香港马会会所的公关经理陈怡杉点出了会所经营的死穴。

    监管真空

    在北京东城区一条繁华的马路边，灰色的砖墙和落地窗内厚厚的窗帘，把这里与外面的喧嚣完全隔离开来。一楼的茶室里，飘着淡淡的茶香，许多名人的专属紫砂茶壶摆放在墙边的展示柜上。

    这是一家集团公司的会所，从未对外营业过，只供会所的主人招待他圈子里的朋友和生意伙伴——这是一个并不盈利的会所。

    “如果说我开这个会所的回报，那就是我在这里谈生意的成功率更高。能花钱养这样一个会所，也说明了企业的实力。”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会所老板说。

    这个会所给它的所有者的另一个回报是，在这里，他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是一个交际的平台。

    与这一会所理念相近的不在少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利用自有的会所拓展自己的商业平台。而马云、陈天桥、郭广昌、丁磊等9位浙商创办的江南会，范围扩至浙江商帮。江南会诞生的初衷是，“让一群有意思的人聚在一起，做一些有意思的事。”。

    在企业经营的会所中，博宥集团董事长丁书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据悉，2008年4月丁书苗豪抛1亿元打造的英才会所，成为其利益链中的一个环节。丁把一些官员的家人拉进自己的政商圈作为靠山，并通过这些官员邀请各国政要作为会所的高级理事。迄今为止，已有法国、匈牙利、哥斯达黎加、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越南、奥地利、蒙古等多国官员或前官员应邀担任会所高级别咨询理事，而一些省部级以上官员的秘书或前秘书也成为会所的常客。借助这些关系，丁进一步夯实了自己的关系网。

    私人会所的兴起，给监管者提出了新的课题。目前，中国尚无规范会员制企业设立以及会员证发行与交易行为的专门法规，使这些行为无法可依，各会员制企业的章程尤其是其对会员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千差万别，很不规范，会员的权益常常无法保障。

    对于私人会所的规范化管理，以及对进入会所的人员身份的鉴定，长期以来都由于私人会所的隐蔽性成为谜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商人会在顶级会所办一张会员卡送给成为他们公关目标的政府官员，仅长安俱乐部的一张会员卡就价值48万元，这还不包括每月的月费。

    “在长安俱乐部里，官员的最高职位就是副部长，正部长已经成为公众人物，顾及影响，他们通常不会在会所里出现。”长安俱乐部的一位会员介绍说。

    在上海枫林路一家名为“缘桥”的私人会所里，上海警方曾经摧毁了一个以私人会所为平台贩卖毒品并引诱、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的犯罪团伙。他们利用会所的私密性，只允许熟客进入的特点，进行违法活动；在长春，一家私人会所举办了一场富豪相亲会，引来无数大学生，但经过媒体记者调查，这场相亲大会实为富豪会员找“二奶”；在北京的一家私人会所里，还经常有赌博行为。

    私人会所的不公开性，导致其中发生的一些行为成为“地下活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色情交易或者贪污腐败等违法乱纪行为，监管者无从知晓。在中国，一些私人会所没有注册，也没有受到相关部门监管，又因为其具有很强的隐秘性，因此成为黄、赌、毒的聚集地。

此外，会所发行的会员卡还涉及金融监管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在1998年10月30日联合颁发的《会员卡管理试行办法(摘要)》第一条与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审批会员卡的发行，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会员卡发行、转让及相关活动进行管理。“发售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发售总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一级分行审批，报总行备案。”

当下，一些会所没有工商注册，更谈不上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这显然违反了有关工商管理和金融监管条例。如果发行会员卡金额过大，又没有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证书，会所的经营行为还将涉嫌非法集资问题。

无论普通俱乐部或私人会所，其经营模式在中国都还比较年轻，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者、公司和会员们仍在摸索。最新的转变是，国家文物局已经于6月1日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遗址类博物馆内经营活动调查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局对上述文博单位的事业性收入、经营性收入、是否存在会所等情况进行大调查，违规者将受到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