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当确定了要写《梦断关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时候,为了有更多的读者了解鸦片战争,我想应该改变写法,作一次新的尝试:借鉴我国传统的传奇手法,在真实的历史大背景、真实的战争场面中,虚构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改以往帝王英杰作主角为普通平民作主角,把他们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抒写中国老百姓对那场战争的切身感受。
对鸦片战争这一段,我没有深入研究,从早年的教科书、通史以及各种影视作品中获得的一般概念也远远不够。因此,必须重新深入历史,大量阅读原始资料,包括当时重要的奏折、日记、交战双方的战报、布告、作战者亲历记、战争受难者和幸存者回忆录等等,更须了解目前社科界对鸦片战争的最新研究程度。我想,认真倾听历史的声音,尊重客观的历史真实,应该是我写历史小说的基础。
反复研读史料、反复思考并重新审视鸦片战争,我确实被深深触动,每每令我思绪万千、彻夜难眠。无论感情上怎样无法接受,还是不能不承认,这场战争不可避免,这场战争中中国的失败不可避免。
清王朝的将军们,一贯强调对方“船坚炮利”无法抵挡,为自己的溃逃开脱。这只是一方面,时至19世纪中叶,中国的落后已是全方位的了。现当代的许多研究者,通过详细分析,指明当时的中国,无论经济实力、军事力量还是科学水平、政治制度,都远远落后于西方诸强。比较诸因素,我觉得最大的落后是思想观念的落后,这种落后使得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使中国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原始资料提供出许多极其鲜明的例证,令人震悚,使人痛心。
从军事上说,英国侵略军已经是一支组织完备、具有综合实力的军团:强大的海军舰队、海军陆战队、十数个步兵团以及炮兵团、工兵团,有开辟航道进行侦察的测量船,有保障后勤的运兵船、运输船、医疗船等等。每次大战,战前有充分的地形和火力侦察;战时几乎都采取海军舰炮和炮兵攻击正面、陆军侧翼包抄的联合行动;战后又有救治伤员清理战场等善后措施,表现出他们已经具备了重视力量、技术和指挥艺术的近代科学的军事思想。
而清王朝一方,对战争的认识和观念,与千年前的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时并无根本区别,重视的是权变,是谋略。火烧赤壁的战例似乎成了将帅们的特殊情结,用火船火筏攻击英军舰队的战法,从广州之战用到宁波之战又用到镇江之战,屡用屡挫,却又屡挫屡用;本来武器就不如人,宁波反攻战中,清军统帅为博取仁爱之名,迎合部下惮于运送的畏难情绪,毫不顾及战事的需要,竟然愚昧到把作战的重型武器大小火炮全都抛弃!以致无数英勇的士兵面对英国侵略军的枪炮轰击毫无还手余地,惨遭屠杀。各次战役的统帅们,还充分地表演着他们的无知和荒谬:广州之战的主帅之一、号称一代名将的杨芳,受命抗击英军来到广州,第一件事竟是广收女人马桶乃至妓院月布沿江排列,要破英军炮火猛烈精确的“妖法”!宁波大反攻时,不顾各路援兵尚未到齐,不顾战前准备尚未完成,赶着点儿地把总攻时刻选在有名的四寅之期——虎年虎月虎日虎时,点属虎的将领作进攻的总翼长,命头戴虎头帽的金川藏兵为进攻前锋,这一切只因为大军统帅奕经在关帝庙占卜时求得一签,上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平安”这么一句诗!
两相对照,在军事思想和观念上,交战双方仿佛差着好几个世纪。所以,侵略军每战必胜,而清王朝各路兵马不是英勇战死,就是望风溃逃,百战百败。
事实上,当时社会各阶层民众中蕴藏着极高的爱国热情和强大的抗敌力量,身受侵略军残害而奋起保卫家园的平民百姓最为坚决。鸦片战争中出现了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许多忠于职守壮烈殉国的将领,更出现了三元里、金川藏兵、少林拳师以及乍浦驻防满营、镇江青州兵等前仆后继、英勇抗击侵略者的无畏战士。尽管他们是少数,却充分显示着民族尊严和威武不屈的精神。战争中,普通民众也常常表现出他们非凡的智慧。比如,一位叫臧纡青的幕府师爷,早在宁波之战时就提出:和英军作战要用“伏勇散战法”:“不区水陆,不合大队,不克期日,见夷就杀,遇船即烧,人自为战,战不择地”。这真的令人惊奇。这种全新战法,不是已经体现了百年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广为运用的游击战思想了吗?
然而这新战法新思想,很快就被扼杀了。
表现的原因,是朝廷催要战果急于求成,岂能容忍“不克期日”,也就是说,不可能打持久战。更深层的原因存在于统治阶级心理状态中。
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从来都把造反定为十恶不赦的头条大罪,民间藏有武器便是谋反的证据,怎么可能又怎么敢武装民众呢?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面对人数和文明程度都占优势的汉族,清朝统治者自然防范更严。明末清初的西洋传教士,视汉人文明满人野蛮,传教中明显地亲汉排满,这成了清朝统治者的一块心病,总是疑忌洋人支援汉人造反。这种心理弱点成为有清三百年来闭关锁国排外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在鸦片战争中,前有官府驱散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后有镇江满洲将军海龄在英军兵临城下之际,以“杀汉奸”为名残酷屠戮汉族百姓。
这就不是一个容许新思想新观念产生和生长的时代。
二千多年前,越国灭亡后,经历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上下同心,以复国为己任,显示出何等强大的生命力!那么,经历了城下之盟和割地赔款的国耻之后,清王朝又如何呢?
一切如旧,毫无改变。随着因战败被判“斩监候”和流放的败将奕山、奕经、琦善等人的重新起用,战争过去了,朝廷恢复了平静。整个统治层对外部世界依然懵懂无知,更新添了十分恐惧,哪有半点奋起直追的念头!鸦片战争中集中暴露出的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继续向纵深发展,清王朝全面衰败,毫无生机,不可逆转也无可救药。终于到达了“一夫大呼,海内立即崩析”的末日。
1840年,庚子年,鸦片战争爆发;十一年后的1851年,辛亥年,太平天国高举革命大旗在金田起义。转过一个甲子,1900年,又是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十一年后的1911年,又逢辛亥年,武昌起义的革命怒火结束了清王朝、也结束了漫长的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
冥冥中是什么左右着中国人的命运?
多年前,在参加学术讨论时,我曾经设想中国或许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因为数千年来习惯于封建君主制度的平民百姓易于接受,因此也许能够避免革命战争的大规模流血,避免后来军阀混战带给国家和民族的可怕损伤。对鸦片战争进行了这次比较深入的探究之后,我明白了,君主立宪对旧中国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那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事实上,戊戌六君子沥血菜市口,已经宣布了改良政治的失败,君主立宪的幻灭。
20世纪,大革命降临古老的中国大地,是历史的心然,这也就是左右中国人和全人类命运的历史规律。
我把我的认识、我的思考,都写进《梦断关河》,期望与读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