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新林:在遣返准备阶段,遣返前风险评估、两国主管机关协商等都需要很长时间。即便遣返程序正式启动,只要当事人有财力 、 精力反复申诉,依照加拿大运转缓慢的司法程序 ,通常会进入俗称的 “法律死循环”,所以时间周期会比较长,大概需要好几年。 从这一点上说,目前的境外追逃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成本。
《环球人物》: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成本是否也十分可观?
彭新林:根据公安部20 06年2月给出的数据,一般刑事案件追逃的人力、物力成本至少在1万元左右,稍大的则可能突破数百万元。 相比之下 ,境外追逃因涉 及公务往返、证人出庭、调查取证等众多程序,成本更加可观。就我目前掌握的数据,追缉一名跑到东南亚邻国的贪官就要10万美元,追缉逃到欧美的贪官甚至需要几百万美元。
《环球人物》:为保证境外追逃顺利进行,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善?
彭新林:中国目前只有一部引渡法,但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实践的发展,遣返、劝返等都急需法律依据。今年,我国会重点加快相关立法进程。另外,可在国家层面成立一只跨部门的境外追逃特别侦查队伍,增强快速反应和整体作战能力。只有各种制度相互配合,才能最大限度挤压犯罪嫌疑人在国外的生存空间 ,彻底切断他们的退路。
驻加拿大特约记者 陶短房
《环球人物》 记者 姜琨 肖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