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评价曹操 赵匡胤 朱元璋等历史人物

　　对东晋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一诗，毛泽东曾批注说：“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对此类志大才疏的文人，毛泽东多少有些不屑之意。对历史上一些文人只会空谈，毛泽东也多有批评之词。清代文人姚鼐《古文辞类纂》中所载的苏明允《谏论》中以“跳越渊谷”来比喻向君王进谏，并认为如采取种种方法或诱使、或逼迫“勇者”、“勇怯半者”、“怯者”都能“极言规失”，国家就能兴旺。毛泽东批道：“看何等渊谷。若大河深溪，虽有勇者，如不善水，无由跳越。此等皆书生欺人之谈。”

　　毛泽东对历代农民起义一直抱有极大同情。他在读《三国志集解》之《魏书·张鲁传》时，曾写下长篇批语，指出这些农民革命战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其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明史本末纪事·平河北道》中讲到刘六、刘七、赵风子等盗侠之士聚众起事，后被官军剿灭，这几个首领也被官军追杀而死。毛泽东对此批道：“吾疑赵风子、刘七远走，并未死也。‘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倚栏杆看落晖’，得毋像黄巢吗？”历代农民起义失败后，都出现过关于其首领未死，而是隐名埋姓远遁他乡的传说，黄巢和后来的李自成都是如此。这些传言，大都是老百姓出于同情而希望他们不死的善良愿望的反映。从毛泽东的这几句批语中，也可见他对农民起义者的深切同情。

　　毛泽东读史，真是做到了“思接千载，心游万仞”，“心驰神往”于古今。而且他常常是带着或赞扬或批评、或喜爱或斥责等不同的情感来品评历史上的不同人物的。带着鲜明的感情读史、写读史批语，也可以说是毛泽东读史的又一个特点。比如，他读《张鲁传》的批语，是先写了一大段，依然心潮澎湃，难以平静，三天后又写下一大段，最后这篇批语竟长达1200字。在对王勃的批注中，他阐发了一大段议论，最后说：“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1958年党大会上我曾吐了一次，现在又想吐，将来还要吐。……”这些激情迸发的批语，是体现毛泽东用“情”读史的典型例子。

　　读毛泽东文史古籍批语，仿佛跟随他的心路畅游历史，处处皆有景、有情、有趣、有思。他那既见解高明又情感丰富的独特个性，在这些批语中展露无遗。众所周知，毛泽东从史书中撷取历史智慧，往往如遇道旁野花，随手摘取，毫不费力，而从他的读史批语中透露出来的感悟历史、认识世界的才智与能量，仿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今人和后人们研究与学习的。

　　〔作者李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

　　毛泽东爱读史，而且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读《二十四史》、古诗词等文史古籍的批注、评论。这些读史批语，一个个都使人印象深刻。注重品评历史人物，是毛泽东读史的一个鲜明特点。毫无疑义，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决不是为读史而读史，而是以史为鉴，吸取和运用历史中的经验、教训、智慧和各种启示，来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现实问题服务，也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古为今用。这也是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的志趣和目的所在。而他的读史品人，就具体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志趣和目的。

　　1969年6月3日，毛泽东在武昌读《南史·陈庆之传》时，写下一条令人浮想联翩的批语：“再读此传，为之神往。”陈庆之是一员名将，但其事迹在历史上并不算十分突出，毛泽东之“神往”主要是读书勾起了自身的记忆，从而心情激动。有一位研究者对此曾写道：“1969年，毛泽东已是76岁的老人，远离战争年代也已20多年，万籁俱静，深夜读史，此时此景，他自己的经历，为陈庆之的事迹所引发，从而心驰‘神往’。”历史上那些灿若星辰的杰出人物，大都是毛泽东注意研究并为之“神往”的对象。 毛泽东尤其着重研究和喜欢的历史人物，是那些具有卓越才华、能做大事、有大气魄以及年轻有为、富有活力的人，而讨厌那些暮气沉沉、思想僵化以及为人做事气量狭小的人。他还特别同情和欣赏那些出身卑微、贫贱和处于弱势境况而又能奋发向上，努力去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们。

　　比如，毛泽东对曹操的才华和胆识就很欣赏，认为他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是有贡献的，故曾倡导为其翻案。他对《三国志集解·魏书》中关于曹操“奸雄欺人之语”、“言不由衷”、“志骄气盈，言大而夸”的注文批注说：“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愤愤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南史·韦睿传》中，韦睿曾说“为将当有怯时”，并在作战中运用成功。毛泽东批注说：“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曹操此语出自《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这也说明毛泽东对曹操的言行、事迹是相当熟悉的。他对曹操的批语，还有“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做土皇帝，孟德不为”等等。对曹操的诗文，毛泽东也是赞叹不已，反复诵读，曾对子女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曹操《龟虽寿》一诗中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毛泽东曾多次引用过。他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写下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名句，也体现了他对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文采飞扬的钦羡。毛泽东也很欣赏唐太宗、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曾写下这样一条批语：“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而对于宋太祖、宋太宗，毛泽东则不以为然，且多有批评之语。他在读《宋史》时，看到枢密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楫，被宰相赵普陷害论死，后流放沙门岛时，批注道：“说不杀士大夫，伪也。”这是批评宋太祖赵匡胤的。对宋太宗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毛泽东批注道：“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对《宋史》中关于宋太祖死亡的“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的记述，毛泽东也批注道：“不书病，年五十”，表明他注意到了文献中关于“斧声烛影”的隐秘之迹。而《宋史·太宗本纪》却照例对宋太宗赵匡义“赞曰：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毛泽东为此批曰“但无能”。该书还为赵匡义辩解说，他曾“欲自焚以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纾民力”，所以天下老百姓都接踵而至，请其“登禅”即位。“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论焉。”意思是说宋太宗本是贤君，但这几件小事做得不够圆满，所以后世才有所议论。毛泽东对这种辩解毫不客气地批道：“不择手段，急于登台。”这八个字表明，毛泽东对宋太宗这种所作所为是鄙视的。《宋史纪事本末》有一段讲到宋太宗诏立太子后，庙见回宫途中，百姓皆簇拥雀跃，欢呼“少年天子”，宋太宗听了很不高兴，召宰相寇准说：“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寇准向他道贺说：“此社稷之福也。”他才有所“醒悟”而转怒为“喜”，请寇准喝酒，“极醉而罢”。读到此处，毛泽东批道：“赵匡义小人之言。”对赵匡义的心胸狭窄、小家子气表示轻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