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演员行规严格 长沙规定陪酒开除戏籍
前不久，网上流传出一份娱乐圈女星的陪酒吃饭价格表，明星们按照级别明码标价令人瞠目结舌。先暂且不论这张价格表真实与否，在中国，女明星交际应酬的确自古有之。旧社会，更有把女艺人当艺妓看待的恶习。
1929年的长沙，戏剧界出台告示，禁止女艺人“出局”(外出陪酒吃饭等)，并开除了数名违约女艺人，掀起一场巨大风波，延续三年之久。
有钱人的新乐子
找女艺人陪酒，报酬为演出数倍
旧时富贵人家逢喜庆等事，将演员邀至家中演出，这种演出形式就叫“堂会”。
演员唱堂会戏的报酬要比平时日常演出高出很多。据湖南戏曲史记载，清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长沙演堂会戏一本，有正戏4出，杂戏2出，戏价制钱6吊;若唱整本，则从下午3点演至晚间12点，戏价加倍;另有“公彩”、“私彩”、“行箱费”之类附加酬赏;其他各处戏价不一。
从唐人和元人留下的诗中，我们知道那时的湖南舞台上是有女演员的。元人夏廷芝《青楼集》记述了张玉梅家有3代女演员，即张玉梅，她的儿媳和她的孙女。可后来女演员从湖南的舞台上绝迹了。
清末湘剧旦行，名角辈出，但一开始并无女旦，湘潭李渔叔在《渔千里斋随笔》中曾有记载：“诸伶实曼妙，胜于好女，好女不能尽美，唯美男乔装乃真美耳”。
民国初年，同春班男旦“四凤”崭露头角，“四凤”一为罗绣凤，正旦;二为黄华凤，花旦;三为汤来凤，背搭旦;四为王金凤，刀马旦。受到长沙豪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大肆吹捧，一时名声大噪。
女演员再次在长沙出现，是在1920年。1920年湖南遭受特大洪灾，湘剧艺人在长沙组织赈灾义演，邀请茶楼清唱女艺人在小瀛洲席少保祠演出，引起轰动。1921年，伞业工人黄玉桂和湘剧艺人罗玉廷在紫荆街李公祠开办福禄坤班，招收清唱女艺人入班。福禄坤班学制3年，办了三科(期)，学员的名字中都带有福字。20世纪30年代的名旦郭福霞、郑福秋、黄福艳、彭福娥，多出自福禄坤班。
在福禄坤班的影响下，后来相继出现了好几个坤班。1923年黄元才在长沙创办九如坤班，1927年由福禄坤班分出了福寿坤班，1923年范元义将湘潭太华班改组为义华坤班，1936年黄益政在长沙组建凤凰坤班。
这些坤班的兴起，使女旦日益增多替代了男旦。女学员学旦角的多，学净角、丑角的少。后来便邀请男艺人合作演出，男女搭配更受欢迎。1929年，福禄坤班在寿春园正式宣布开始男女合演，突破了男女不同班的旧例。
也在此时，新型官僚、地主复兴出“局票”招女伶应堂会，陪酒吃饭应酬，称之为“出局”。
局票：
旧时用以召唤妓女的字条。
公安局看不下去
“坤班既出局应条，即与妓女无异”
1929年末，长沙市公安局发布公告：“坤伶和妓女不准穿裙及正色衣服，车辆只许燃灯一盏”，引起戏剧界的轩然大波。“多数坤伶，身受这等限制，想到学戏的苦楚，反和妓女同例，所以不甘作践，纷纷要求收回这个禁令，不然就自愿退班改业。”(据湖南《大公报》)
1929年12月14日，湖南《大公报》刊发了《坤伶出局应条，即与妓女无异》的新闻，坤伶代表王如福、侯福钧等向市公安局提出呈请，认为之前政府颁布的取缔服装及车轿燃灯办法，坤伶与妓女同例，有损戏界名誉，希望政府收回成命，以示区别。但公安局则认为，取缔歌妓服装已经布告在案，自应一体遵守。况且，坤班既出局应条，即与妓女无异。而且公安局的答复斩钉截铁：“前颁条例，仍应遵守，不得借词违抗”，不过念及戏剧为艺术之一种，姑准另制袖章略示区别。
戏剧业宣言严惩
自甘下贱赴饭店旅社者，开除戏籍
为提高女艺人人格起见，长沙市戏剧业议定公约，并印发《告女演员书》，劝告女艺人谢绝出局。规定“无论陪牌、陪酒饭宴等等局条，一概拒绝”，“倘有堂戏，由管班向客点戏，坤伶不得直接应召”，“倘有喜庆宴会围鼓清唱，只许当场献艺，不准私自入内与客谈笑”，“无论堂演清唱，不得与妓女同一装束”。
1930年1月，长沙戏剧业全体同仁为女艺人谢绝局条事又发出第二次宣言，据1930年1月17日湖南《大公报》报道，长沙戏剧业全体同仁为坤伶谢绝局条，特作第二次宣言，表示“坤伶谢绝局条，是自愿做良好者是为争人格，于戏剧是尊重技艺的表示，于社会是解放女子的困苦，实行我们休戚与共的同业。”此份宣言也对违背者表示了严厉态度：“少数脑筋简单者，自甘下贱者，我们除切实劝导外，为保全良好者起见，对于这等投机分子，就不能以相当的制裁——开除戏籍。”
同一天《大公报》的另一篇报道中，则有三位景星园坤伶刘福屏、何福桃、甘福申三人违背公约，出局应召，经戏剧公会查明后，被开除戏籍。之后，又有不少坤伶出局的新闻频繁见诸报端。
可是尊严人格常常抵挡不住生存压力。当时大部分坤伶的戏资微薄，每月收入一般十余元至二十余元，少者不及十元，在谢绝出局之后，部分女艺人入不敷出，难以维持生计，“且每因出外行走，常受巡警怀疑盘诘”为由，倡言推翻前议。以女艺人为骨干的景星园“对于此事，曾实行处罚数人，因此……各坤伶相率请假”。后经人调解，“恢复坤伶从前旧况，只应酒作住户清唱之条，不到饭店旅社”。但是，这个约束并未得到真正实行。
三年之后，1933年6月，长沙市各戏院艺人，特别是男艺人“因感于最近小报迭载女伶兼营副业之丑史，以为影响名誉，殊非浅鲜”，于是郭子超、贺华元等于11日邀集同业百余人，开会商，议决“自后凡属坤伶，均不应局，以保人格，藉止诽谤”。由长沙戏剧业同业公会呈报长沙公安局，召集平时出局之女艺人开会训话，并由各女艺人具结，以后决不赴酒馆饭店旅社出局。
一场“出局”公案
男演员砸场子，女演员联合罢演
一纸出局禁令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湖南戏剧史纲记载过一次因为坤伶出局开除戏籍而引发的案子。
1933年7月11日，福禄坤班出身的女艺人黄福艳等3人应熟客之召赴九洲旅店出局，次日被开除戏籍。黄福艳等以“老郎庙(即长沙戏剧业同业公会)系非法组织，所谓禁止出局，既未经官厅许可，又未经戏剧业同业公会正式通过，且应条出局，不过卖技，与戏班之演堂戏，戏角之演围鼓并无以异”，乃联络部分女艺人商量，备文呈报政府及戏剧业同业公会，请求维持出条应局，以维持生活。
7月16日，女艺人中被开除戏籍之20余人，集合于黄福艳家商议对策，男艺人贺华元等冲至黄家，以此事系由女艺人郭福全之父郭茂生暗中主持，欲寻郭茂生问罪，众女艺人纷纷逃离。
7月17日，贺华元等因在九洲旅店干涉女艺人出局被女艺人陈某辱骂，乃至陈家质问其坚持出局理由，口角中将陈母萧氏打伤。警察赶到时将男艺人唐云培抓获，其余男艺人逃走。
7月18日，戏剧业同业公会召集各园园主及全体男艺人开紧急会议，商讨维护禁止女艺人出局案，得到参会者一致拥护。会议并议决从下半年起各女艺人薪资增加一倍，希各女艺人从即日起仍登台献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