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司马迁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杰出人物，一个毅然赴死，一个忍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必然面对生死，但漫漫历史长河，屈原的死和司马迁的生，如此强烈的碰撞与交会，依然称得震撼心灵，激荡千古！ 屈原生活在金戈铁马的战国末期，天下大势为“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凭“博闻强志”、“娴于辞令”的杰出才能，屈原20多岁就做了楚怀王的左徒。左徒只比令尹低一级，相当于副总理兼外长，“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应该说，能在这样大的舞台上一显身手，也算是少年得志了。可惜，屈原毕竟只是个“业务型人才”，感情过于激烈袒露、品格又出奇的正直,既不善和“一把手”搞好关系，也不喜与同僚拉拉扯扯，这样，在他人谗言之下，逐渐为楚王疏远。公元前305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秦的怀抱。屈原反对，结果被楚王逐出郢都。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郢都。这一切让屈原绝望和悲愤：时代悲剧与个人性格因素交织，结局也就注定了。最终，他来到汨罗江边，抱石自沉。这一天，正是农历五月初五。 有许多人为屈原的死叫屈。的确，以屈原的卓越才能和赫赫名气，跑到其他诸侯小国，当个部级干部应该问题不大。不愿从政，凭他吟诗作赋的高超和写材料的拿手戏，去哪个王公贵族府里当个师爷绝对绰绰有余。就算傍个“大款”，以他在政府里长期任职形成的丰富人脉，不说赚个盆满钵满，至少日子也可以过得很滋润。连司马迁都感叹：“怪屈原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但屈原就是屈原，屈原不得不死。 这如同谭嗣同，一旦认定“中国变法当从流血始”，便义无返顾“我以我血荐轩辕”。又如同文天祥，身在敌营也必“不指南方誓不休”，最后“留取丹心照汗青”。虽然谭嗣同可以选择逃亡，文天祥也可选择高官厚禄，但他们就是不得不死。这是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气节！在许多时候，气节比生命更重要。屈原在长期的流放跋涉中，饱经精神和生活上的摧残与痛苦，眼看国家破亡，忧心如焚，以他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人格上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注定了他必然选择殉国殉道。自沉前，一位渔父劝导他：“世人都混浊，怎么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都醉，怎么不食其酒滓而喝其薄酒？何苦要坚持德操而让自己如此呢？”屈原的回答振聋发聩：“我听说，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自己干净的身躯，怎能让外物弄脏？我宁肯跳进江水，葬身鱼腹，也决不让自己的洁白蒙上世俗的灰尘！” 屈原用“死”为中华民族树立起精神的丰碑。作为千古一人，其巍巍人格，感召了无数中华儿女，尤其当民族处于危难时，这种感召尤为卓著。死，使屈原的生命得以无限延续。 司马迁生之悲壮，就如同屈原的死。 一部《史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司马迁实在是一位大英雄。 司马迁受的宫刑也叫下蚕室。去死和接受宫刑更容易的是什么？是死。司马迁并不怕死，但是他不能够选择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他自己的话。可以想像，一定有一个声音从历史的深处响起：不能让《史记》半途而废！司马迁不得不生！他想到了周文王、孔子、孙膑这些先贤，这些在逆境中坚韧不拔成就不世伟业的先贤；他更想到了自己的责任，把《史记》写完，这可是继承祖业实现父亲遗愿的大事，如果自己就这样死去，将何以面对九泉下的先人？而作为一名史官，没有留下“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文字，又如何向历史交代？于是他自请宫刑以免死。被废了“武功”，决不止于生理的痛楚，也决不在于老婆会和他划清界限或者以此为由找他闹离婚，古代这种被阉割的人，被人所鄙视，为人所不耻，是“无行之人”。任何人受此奇耻大辱，断乎再无颜面立于世间。按常理，司马迁死一百次都可以理解，但他没有。司马迁也是平常人，出狱后和屈原沉江前一般，须发脱落、形容枯槁、精神恍惚。《报任安书》里说是“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且“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由此可想见他身心的痛楚。但是，一提到《史记》，一写《史记》，他就清醒了：一个伟大的理想支持着他，那就是为《史记》活着，为《史记》而奋斗！最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以一部《史记》成就伟业，书写了人生最华美的篇章。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生”！ 在此，不妨提提与屈原同传的贾谊。少年得志而又怀才不遇的贾谊却完全不该死的，即便受贬谪，为何不能像苏东坡、柳宗元他们那样襟怀豁达，或造福一方百姓，或创作传世名篇，奈何如此不珍爱生命，年仅三十三岁便“哭逝”于长沙!这真有点像现在那些一旦失恋或者考试没考好便跳楼轻生的学生伢崽，徒让人感慨唏嘘。难怪苏东坡这样评价：“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屈原的死和司马迁的生殊途同归，他们共同竖起最伟岸的标杆，耀亮中华民族的精神星空。其死其生，典范的意义无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