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削诸侯事,便是削关东诸同姓王的事。在这个问题上,他与诸大功臣及爱盎在意见上是对立的。二者相比,诸大功臣是大人物,而晁错是小人物,被削的诸侯王也是大人物。事情是小人物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来,要削弱关东诸侯王。削诸侯王当然是有风险的,会引起他们起兵反抗。大动干戈的后果究竟如何这很难说。而削诸侯王对帝室有利,故受到景帝的支持。景帝迁晁错为御史大夫。他提出削诸王侯的建议,更令三十章,诸侯哗然。十余天以后,吴楚七国皆反,以诛错为名。结果汉景帝诛晁错以谢诸侯,希望息事宁人。实际上这一仗很难避免。这仗打下来,还是周亚夫用武力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晁错则被杀,成了这次事件的牺牲品了。小人物有小人物的苦恼。班固在其传的赞语中说:“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他对晁错的遭遇是表示同情和支持的,所以把他上书的几篇文章放在他的传记中。
贾谊和晁错是汉初的两个小人物。他们有见地,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危机,敢于提出处理问题的建议。大人物则不然,他们都安于现状,不到万不得已很难主动有所作为。这就是为什么事情总是由小人物做起来,而大人物不注意,因为大人物乐于安逸。谁愿意冒大的风险去有所作为呢?这便是大人物与小人物的区别。另一方面,小人物得罪人多了,牺牲几个小人物作替罪羊,那是比较容易的,要搬动大人物那就困难得多了。无论在事件的发展及其反复的过程中,小人物皆难以得其善终。
晁错出事前,他的父亲从颍川来,父子之间有一段对话。《汉书晁错传》载其事云:
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
晁错的悲剧结局,其父早有预见。你以小人物身份,挺身而议公事,危矣!晁错被杀以后,也有人对汉景帝提出不同意见,其传载:
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为将。还,上书言军事,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钳口不敢复言矣。”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从上两段对话,可见为小人物之难。文景时期为汉王朝的治世,这两个皇帝也不坏,治世尚且如此,何况乱世。从如何用人讲是如此,从官僚机构的效率和演化讲也是如此。
我童年的记忆里,家隔壁是德兴馆面店,以鳝丝面著名于市。而鳝丝必须活杀做的才有滋味,故这家店每天都从市场上进两大桶活的黄鳝放入一个大水缸中,同时放几条泥鳅于水缸中。泥鳅能搅动水缸中的黄鳝,黄鳝在水中上下搅动,才能不因缺氧而闷死。否则,满满一缸活的黄鳝都不搅动的话,在下层的黄鳝就会被闷死的。这是一个自然现象。泥鳅在水田里的作用也是使土壤松动,以便于水稻的生长。其实对于官僚机构讲也是如此。黄鳝是大人物的化身,泥鳅是小人物的化身。没有小人物去不断搅动,那个官僚系统便会变得死气沉沉;有小人物搅动,才能促进大人物之间的互动,使整个官僚机构生机勃勃。记得一九五二年,在复旦大学参加思想改造运动时,我是历史系教师小组学生代表的组长,那时有三个学生代表,我以外还有郭煜中、史中典两个同学。郭煜中比我高一届,他知道教师情况多一些。历史系教师学习小组的组长是周予同,他当时还是学校学委会的成员之一。参加这个小组学习的有周谷城、谭其骧、胡厚宣、陈守实、叶栗如、朱滶及世界史的几位教师,加上陶松云、胡绳武几位青年教师。为什么要几个学生代表参加教授们的学习小组呢?因为教授之间的发言拉不开面子,谁也不愿多说话。有时他们对学生说,让学生给别的教师提意见。这样有几个学生代表可以打破沉闷的空气,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讨论的情况。反正童言无忌,这样大家都能放下架子,坦诚相见。我们三个学生代表也就是几条小泥鳅。把水搅活了,大家都有生气。那时历史系的思想改造运动并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没有人过不了这个坎。我想今年下半年自上而下地整顿党的作风,各级党组织除了接受上级领导之外,也许还得从纪检、信访、司法等部门物色几条接触下情的小泥鳅,反映一点下层的情况。开一些群众座谈会,才能把水激活,把机构和官员的思想激活。当然,这也就是走群众路线的一种方式,而这一切都会在有控的情况下进行。唯其如此,才能使自上而下的党组织整风活动既能取得明显的成效,又能发扬大家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改进党与群众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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