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方先觉

　　1944年8月8日，中外瞩目的衡阳保卫战在坚持了47天之久后，因弹尽援绝而失败，守军主将、国民党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残部投降日军，衡阳陷于敌手。此后，方先觉的投降事件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公案。之所以成为公案，一是在他是否曾经投降的问题上存在不同说法。虽然日方的战史著作，以及中方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上，都有言之确凿的记载，但方先觉本人始终否认曾经投降日军，台湾方面的历史著作在写到这段历史时，也一直回避方先觉的投降问题，对此不置任何可否。二是在如何看待他的投降问题上，不同意见各执一端。大陆方面出版的主流派的历史著作中，认为方先觉投降日军是“贪生怕死”、“叛国投敌”，但也有人认为不能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不能全盘否定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表现。笔者写作本文，无意为方先觉的投降日军翻案，因为这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实。笔者甚至认为，方先觉否认曾经投降日军，台湾方面的历史著作回避这一问题，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笔者也认为，在如何看待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的问题上，我们的评价应该更慎重一点，更客观一点，更公正一点。因为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不能说好就是绝对的好，说坏就是绝对的坏。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以一种同情的了解，去全面地、客观地看待方先觉的投降事件。这样，我们或许能够对方先觉其人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并以一种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对他做出较为恰当的评价。

　　第一，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的绝大部分时候，是有着比较高的抗战积极性的。在投降之前，他已率部坚守衡阳47天之久，给予了日军重大打击。他并非不战而降，也非战至中途而降，而是战至最后，在官兵伤亡殆尽、守城无望的情况下才降。因此，要把方先觉同那些为了苟且偷安，或者为了高官厚禄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主动投降日军的汉奸区别开来。此外，在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有不少将领，在与日军作战时往往不战而逃，或者一触即溃。方先觉与这些将领相比，在抗战史上的地位是否应高一些？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

　　第二，方先觉投降日军对战局并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是在衡阳保卫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投降日军的。即使他不投降，衡阳城也不可能免于沦陷之命运。此外，他率部坚守衡阳47天，早已完成了蒋介石令他坚守衡阳10天至半月的任务，并在相当大程度上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基本上达到了作战的目的。此外，在外围援军作战不力、不能倚赖的情况下，方先觉以不足二万人的兵力，事实上难以达到固守衡阳城的目的。对于这一点，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杨森在战后检讨湘北作战时曾说：“衡阳现有兵力（六个团）固感不足，增加一倍，亦难达成固守之目的。”

　　第三，方先觉并非贪生怕死之辈。他率部在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下坚守衡阳47天这一事实，已足以证明这一点。他在衡阳保卫战进行到危急的时刻，放弃突围这一唯一的逃生之路，以及后来企图自杀的事实，亦是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明。我们过去说方先觉投降日军是因为贪生怕死，这一说法失之于得简单和片面化。

　　应该说，方先觉并没有投降日军的思想基础。早在衡阳保卫战前，方先觉曾率部先后参加过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及常德会战，表现了较高的抗战积极性。尤其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当时任第10军预10师师长的方先觉率部死守长沙，与日军血战四昼夜，终保长沙不失，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方先觉亦于是役“以死守长沙而获猛将之名”。应该说，方先觉不是一个天生的软骨头，投降胚子。他的投降，在客观上有着下述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当衡阳守军在城内浴血苦战时，外围援军救援不力，使方先觉极为不满。方先觉曾说：“那一部友军先打进城来，我一定向委座叩头，请求颁给他一颗青天白日勋章。”由于援军迟迟不至，7月下旬，方先觉在绝望中给蒋介石、薛岳等人发电报，呼吁：“衡阳危在旦夕，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救兵如救火，无论如何，请派一团兵力，冲进城来，我们自有办法。”遗憾的是，不要说一团兵力，外围援军连一兵一卒都未能冲进衡阳城。

　　第二，为了避免日军屠城。方先觉最后决定投降，应该说与此有着重要关系。衡阳保卫战中，日军死伤累累。日军破城后，为了报复，难免会对俘虏及受伤官兵进行大肆屠杀。这一点，应该说是方先觉最不愿看到的。在7月下旬突围还有可能成功的情况下，他之所以反对突围，就是不愿把伤兵丢给日军。因此，方先觉的确有这样一个考虑，就是企图以有条件的投降来换取日军对守军官兵的人道待遇。在投降前，他向日军提出了七项条件，其中两项就是“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以人道待遇”。这些条件最后虽然遭到了日军的拒绝，但方先觉率部投降后，第10军被俘官兵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应该说，方先觉的目的部分达到了。

　　第三，受了部下的影响。如前所述，衡阳保卫战快要失败时，方先觉要自杀，遭到部下的谏阻。第3师师长周庆祥提出投降的主张后，除了第54师师长饶少伟不赞成外，其余的师长和幕僚人员都没表示反对。他的部下的态度对他显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方先觉投降日军后，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应付日军，并没有死心塌地地做汉奸。而且他在投降日军后不久，就开始寻找机会逃跑，后来终于成功地逃回重庆。这是我们在评价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时必须注意到的又一事实。

　　方先觉投降日军后不久，日军将第10军的残部改编为所谓的“先和军”（取方先觉的“先”字和伪和平军的“和”字），任命方先觉为军长。“先和军”成立时，日军举行了一个仪式，日军记者给方先觉和他的四位师长与日军第68师团长、慕僚长等人照了一张合影。日军离去后，方先觉对他的部下说：“来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日本人只照得我们的相，却照不到我们的心。”这句话很能反映方先觉的真实态度，它说明方先觉对日军只是应付而非真心投靠。

　　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是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个特殊个案。这一特殊个案反映出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可以有多么的复杂。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稍有不慎，就难免失之于简单化和片面化，而这对历史人物是不公正的。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不能简单地扣之以“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的大帽子。而应该看到：在衡阳保卫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方先觉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衡阳保卫战能坚持47天之久，与身为守军主将的方先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方先觉是在衡阳保卫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投降的，这一战役失败的责任不能由他来承担；方先觉的投降，除了主观上的思想境界不高、意志不坚定等原因外，还有重要的客观原因，衡阳城外救援不力的国民党援军、最先主张投降的师长周庆祥等人，对他的投降应承担相当的责任。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方先觉的投降，还有在日军破城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保全残余官兵生命的考虑。从人道立场出发，这样的考虑是无可厚非的。他投降日军后，并没有死心塌地地卖身投靠，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成功地逃回了重庆。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方先觉的投降，并不必然地与“贪生怕死”、“叛国投敌”联系在一起。当然，方先觉的投降日军，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不相容的，与抗日战争中举国倡导的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也是不相容的。这使他的投降事件，成为一起连他自己也羞于承认的不光彩事件。他的投降事件的负面意义正在这里。

　　1944年10月初，第3师师长周庆祥和军参谋长孙鸣玉越窗而逃。方先觉看到他们逃跑后，日军没有加强防范，于是也开始寻找机会逃跑。他先派人与外界取得联系，然后在当地帮会势力、国民党军统特务、国民党地方游击队的共同帮助下，于1944年11月底12月初，成功地逃回了重庆。这样，方先觉从投降日军到逃跑成功，经历了4个多月不到5个月的时间。方先觉逃回重庆，进一步说明，他投降日军后的所作所为是策略性行为，是为了应付日军。

　　对于方先觉投降日军后的表现，日军方面也认为是巧妙的伪装。日本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一书中写道：“这位投降的方先觉军长被俘后态度伪装得很巧妙，后来乘机逃脱，返回了重庆军。”日方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看待方先觉的投降事件也是有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