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为何能执掌央行15年？朱民详解背后原因

　　采访：马腾

　　撰文：康路

　　朱民，最为大众所熟知的身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2015年11月30日，这个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组织因为批准“人民币入篮”的消息，在中国一夜间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那天我们鼓掌了，很难得的。”谈起人民币获准进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时刻，朱民仍难掩兴奋，“国际组织是非常严格的，没有开会鼓掌什么的，但很多新兴经济国家带头鼓掌。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

　　朱民在2011年7月被任命为IMF副总裁，成为这一具有七十多年历史的国际组织中，首个进入管理层的中国人 。

　　在担任副总裁的五年中，他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在IMF中的代言人，不仅推动基金份额改革，也将“增长和就业”的新基因注入全球治理的新思路中。而在人民币正式入篮，开启新篇章的前夕，朱民激流勇退，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任教。

　　具有国际监管经验、深谙金融体系运作的他，似乎可以选择一条更有“钱”途的路，但朱民对回国的选择，颇为满意，“回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选择。就像子女对父母一样，是有使命的。”

　　2017年3月，在这个乍暖还寒时节，《财约你》节目组走进中国人民银行的会客大厅，和这位顶级“国际公务员”聊了聊他回国之后的心愿，回顾他曾亲身参与的中国金融改革，以及他推动中国加入国际治理过程中一场场不见硝烟的“战役”。

　　赴约而来的朱民，仍穿着标志性的黑色高领衫，外加卡其色的休闲西装，对曾经亲身创造的金融史，朱民说起来云淡风轻。而只有谈到恩师时，他不禁数度哽咽，令人动容。

　　    周小川和一碗羊肉汤

　　朱民，是破格进入IMF管理层的第一位中国人。从上任前被美国舆论质疑，到离任后各国执董排队相送，朱民经历了“斗争的六年”，也改变了海外对中国官员不善言辞、古板陌生的刻板印象。但朱民从不认为，他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担任IMF副总裁)这个事，曾经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朱民对《财约你》主持人马腾回忆起争取IMF副总裁之位的国际“暗战”。中国争取国际金融组织高层管理权的背后，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之间话语权的博弈。

　　在朱民之前，以欧美为主导的IMF内部，长期执行一正三副的管理层架构。总裁一般由欧洲人担任，二号人物则一般为美国人，几十年来成为惯例，高层人选也和其背后国家的国际地位挂钩。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国家经济进入衰退期的背景下，恰逢日本籍副总裁准备离任。中国政府推荐朱民，参与下一届副总裁的选聘。

　　“但到了最后时刻，日本政府改主意了，不愿意让出来。”朱民对《财约你》表示，“我印象特别深，我那天在欧洲出差，临时打电话，让我不用去参加伊斯坦布尔IMF的年会了。等我到了伊斯坦布尔的当天，日本人宣布继续连任。”对于日本人的再任，IMF有自己的考量。日本是IMF的第二大股东，对该国际组织的资金支持，仅次于美国。

　　“反正伊斯坦布尔的羊肉挺好，当时准备吃完就打道回府。”朱民开玩笑似地说道，“但是，周小川说，羊肉汤你就吃吧，事情还没有做完。”

　　正像周小川所说，“事情还没完”，朱民通向IMF的大门没有就此关上。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当时就敏锐地察觉到，新兴经济向上发展的“大势”不容忽视，“事情还没有做完”正是周小川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判断。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第一次对全世界经济增长新增部分的贡献超过50%。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正悄然移向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

　　在经过持续数月的沟通和博弈之后，IMF认同，中国加入管理层是世界大势的需要。朱民得以成为IMF总裁特别顾问。一年之后，IMF开辟了第四名副总裁的职位，也迎来了首位中国籍的高管——朱民。

　　看清机遇的同时，朱民要想在IMF站稳脚跟，则是凭借过硬的专业素质、果敢的办事风格，以及快速学习的能力。朱民在基金组织的第一关，就是协助IMF总裁拉加德处理欧债危机。

　　化解欧债危机对于IMF，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此前IMF只能对单个国家进行救援，但是欧元区从法律框架看，货币、贸易政策并不由单一国家决定，而是区域性政策，这让解决欧债危机一事，高度外交化和政治化。在谈到何为处理欧债危机的关键时，朱民的表述是“寻求利益的交叉点”。

　　而“寻求利益的交叉点”、进行多层次的协调，后来成为朱民处理复杂国际问题的专长。德国经济学家桑德拉· 诺薇迪(Sandra Navidi)曾高度评价朱民在欧债危机中的表现，“基本立场固然重要，但是归结到最后，都是人的行为表现。考虑到日益增加的全球摩擦，以及新兴的孤立主义倾向，像朱民这样的通达各方细微差别的连接性人才，不可或缺。”

　　朱民在面对欧债危机的魄力和金融专业性，令人信服，从而成为IMF管理层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IMF打赢关键“战役”

　　作为IMF中新兴市场的代言人，朱民任期中的亮点之一，是推动人民币进入SDR。朱民将这个过程，称为“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战役”。

　　“这场战役的影响，今后一百年还会存在。”朱民对《财约你》主持人马腾表示，“这改变了国际金融经济治理机制，也是中国走向世界金融舞台中心的历史一步。”

　　“当中国政府提出人民币入篮要求的时候，基金里面真是打翻天了。”朱民解释道，人民币能否进入SDR，不仅涉及到技术层面的论证，更掺杂了政治层面的博弈。在技术层面上，人民币是否符合“可自由使用”的入篮标准，需要补足是否在国际上广泛交易，以及在外汇上自由使用的数据依据；在政治层面上，既要面对美国等传统金融寡头，对新兴市场增加话语权的阻截，也要考量因为担心新兴市场被迫提速市朝改革的善意提醒。

　　朱民称，“经过慎重地考虑，中央决定，这是一个机会，我们要抓祝”一方是随着经济体量扩大，试图脱钩美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国，另一方是份额改革受困于美国、但希望扩大基金组织规模和国际影响力的IMF。两者最终在合适的时机交汇。

　　曾有IMF内部人士对《财约你》表示，人民币在冲击入篮的过程中，除了中国央行等机构和IMF保持有效沟通之外，朱民也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朱民不带偏见的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无价的。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时刻，在外界对中国‘雾里看花’，并觉得震荡剧烈的时候。” 德国经济学家桑德拉(Sandra Navidi)曾这样评价朱民在关键问题上的沟通能力。在人民币冲击入篮的过程中，还曾出现中国股市大幅震荡，一时间风雨满楼。除了中国政府、央行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之外，朱民等金融外交家的积极沟通，为人民币最终入篮助力。

　　早在中国银行(行情601988,买入)供职期间，朱民就已显露出深谙国际标准、对金融市场理解精确、以及不畏困难的行事作风。

　　1999年，国务院批复中银香港重组上市计划，中行成立中银重组办公室，朱民担任办公室总经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行的所有权结构复杂，让很多人并不看好中银香港的重组和上市。但朱民在经历了“20多吨文件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要过目且不能出错”的日子后，如期完成任务，后升任中行行长助理。2003年，朱民顶住诸多外界质疑，又承担起中国银行集团重组和首次公开募股的“大任务”。

　　“1996年的时候，《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文章，第一句话是中国银行的灰楼在阜外的寒风里簌簌地站着，中国的银行业正面临技术破产的边缘。”朱民称，“这句话，印象特别深。”

　　为了打赢国有银行重组这一仗，朱民从处理不良资产、处理人、建机制三件事同时入手。值得一提的是，在重组过程中，监管方对国有银行市朝是否可控，有所顾虑。 朱民提及，当他建议雇佣一家海外会计师事务所来审核账目时，受到官方质询，是否会涉及泄露国家机密。但朱民坚信改革，仍引入了汇丰和高盛这样的外资银行担任IPO咨询，并引入海外人士进入董事会。

　　朱民表示，按照国际标准，银行就需要商业运营，“在当年打那个仗真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当时中央的决心是很大的，给了很大的支持。”中行两次国际化的尝试，让朱民国际银行家的形象清晰展现。

　　2006年，中国银行顺利在香港上市。朱民升任中行副行长，主管财务、内控、法律、战略和研究等业务。在中行任职十多年后，朱民在2009年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后赴华盛顿任IMF副总裁。

　　    从搬运工到心系金融改革的学者

　　一向以国际金融家专业形象示人的朱民，在提及老师洪文达时，数度哽咽，令人动容。

　　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朱民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在留校任教3年后，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担任世界银行政策局经济学家。在美拥有稳定的收入和事业的朱民，在90年代，突然选择回国，曾让人颇为惊讶。

　　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洪文达在1995年的一次彻夜长谈，对朱民的人生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洪文达)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此的方兴未艾，像你这样的人，你没有选择，一定要回去，加入这个大潮，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为中国做一点事。你死而无憾。”朱民回忆起病逝的老师，数度拭泪，难以平复心绪。

　　在就读复旦之前的十年里，受时代的影响，朱民从16岁开始就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工，工作第一天就背200斤的糖包。对于很多与朱民曾共事的国际人士而言，很难想象现在温文儒雅、学识渊博的他，曾经经历了怎样不一般的青年时光。

　　但朱民回忆起这段时光，显得很平静，“我懂了什么是生活。”

　　在《财约你》主持人马腾的追问下，朱民表示，生活永远是不顺利的。生活永远是充满着责难，“要看你有没有意志和能力去克服这些困难。”这似乎也能解释朱民在一次次历史性“战役”中的果敢和坚韧。

　　第二次回国的朱民，接到了更多顶级国际机构的工作邀约，但他均婉言谢绝，选择成为清华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一来，可以继续做他喜欢的研究，发挥学术专长，二来，可以为中国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提供分析和政策建议；三来，可以为中国金融国际化和全球化培养和输送人才。而早在IMF任职期间，朱民就投身慈善事业，主要推动中国寒门学子，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

　　“我觉得，我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看到了很多世界，也学了很多东西。”朱民对《财约你》的主持人马腾，这样说起自己第二次回国的缘由，“人在不同的阶段，是有不同的责任的。工作的时候，你的责任是添砖加瓦，工作退了以后，你要把经验交给别人传下去。”

　　朱民人生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这对正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中国而言，大抵是个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