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论梁启超：为何要对其从效仿到批判（3）

批判与扬弃

以梁启超为楷模的毛泽东，经过学习思考、比较分析，最终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上，毛泽东直陈己见：“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选择，是经过研究鉴别和深思熟虑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深刻理解，也使他能够重新审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诸家思想，并进行批判和扬弃。1939年2月22日，毛泽东就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致信张闻天：“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

这封信，体现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地继承古今思想文化的辩证态度。对待他曾经尊崇的梁启超，也不例外。

在革命胜利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充满自信地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不难理解，在破坏旧世界的过程中，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需要侧重于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取得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开始建设新世界的时候，则需要侧重于保护各种有益的思想文化，以求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思想文化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在1956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

“双百”方针提出后，党内曾产生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顾虑。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负责人开会，强调“双百”方针的重要性。他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要求全面评价胡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再次体现了毛泽东在执政条件下对待前人的胸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青年时代尊崇的梁氏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强调要敢想敢说敢做。他说，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并举出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包括孔子、耶稣、释迦牟尼、孙中山、马克思、章太炎、康有为等等。由此，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还说：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对于年轻有为、富有活力的人物，毛泽东总是十分欣赏，但将孔、耶、释、孙、马、章、康、梁相提并论，且单讲梁启超年轻时“所向披靡”，着实有些不寻常，充满了对青年时代的怀念之情。不足一月后，1958年4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再次详述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办报艰辛与文章风格，盛赞梁氏“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其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

毛泽东读谈梁启超，从学习、模仿，到质疑、反思，再到批判、扬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历程，也体现出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一切思想文化方面所秉持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精神。〔作者毛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罗霜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梁启超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毛胜，原题为《毛泽东读谈梁启超：从尊崇效仿到批判扬弃》

梁启超，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和康有为等倡导的“戊戌变法”曾经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然而，“戊戌变法”失败后，历史在大踏步前进，他却仍站在原地呐喊，主张君主立宪制，沦为历史进步的绊脚石。历史属于他的时间很短，但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却不可小视。毛泽东对梁启超其人、其文、其事的阅读和评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历程。

尊崇与效仿

1910年秋，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这里，他从表兄文运昌的藏书中第一次看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初次接触梁启超，看似偶然，实则必然。那个年代，受“戊戌变法”影响，梁启超的名字和学说在国内风靡一时。

对《新民丛报》刊载的新鲜内容，毛泽东着迷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如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他看得非常用心，并在该文“论国家思想”处写下一段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一段政论文字，表明这时的毛泽东已欣然接受了维新派思想。此后一段时间，梁启超成为毛泽东尊崇的人物。他不仅学习梁氏的思想，模仿梁氏的文风，还给自己取了“学任”（梁启超号“任公”）的笔名。

1911年春，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在这里，他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知道了孙中山以及同盟会的纲领，开始拥护革命党人的主张。激奋之中，毛泽东写下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对于此事，毛泽东在1936年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1912年2月，当了半年兵的毛泽东决定继续求学，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在回答试题《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时，他即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立意下笔。可见，当时梁启超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救国之道，确实占据了毛泽东思考中国问题的方法论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