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冯小刚电影](2)

冯小刚

1958年出生。自幼喜爱美术、文学。高中毕业后进入北京军区文工团，担任舞美设计。后参军，转业后，到北京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当了工会文体干事。

1985年，他调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成为美工师，之后进入北京广播学院深造一年。在搞本职工作的同时，开始了剧本创作。

《遭遇激情》是他与郑晓龙联合编写的第一部作品，后被夏刚拍成电影。影片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等四项提名，使冯小刚极受鼓舞，信心百倍地开始了新的创作。

他与王朔联合编剧的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1992年，他再次与郑晓龙合作写了电影剧本《大撒把》，搬上银幕后，又获第十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等五项提名，这使得冯小刚成为影视界的红人儿。

1994年，他又干起了导演，处女作是《永失我爱》。

《甲方乙方》、《不见不散》为1997、1998年北京票房之首，分别获得百花奖及华表奖最佳影片奖。
2000年贺岁片《没完没了》在京城带动了新一轮票房高潮,为今年萎靡不振的电影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手机》[冯小刚电影] - 精彩影评

《手机》

手机是当代的象征，是一种工业化产品，又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载体。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手机》反映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其中手机以一个物性的客观化存在方式，从他者的角度传递出当代社会的所思所想所言。从城市社会学角度出发，运用人类生态学、消费社会学、城市符号互动理论、媒介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对《手机》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解读。中国的高速城市化背景为《手机》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为其被广大市民接受搭建了心理平台。城市化为《手机》提供了一个宏大的叙事背景。《手机》在2003年底的中国出现，不是一种偶然。它是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表明，中国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6%，而同期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51%左右，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衡量标准，城市化率与之基本适应的要求，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应当达到51%。

在电影《手机》中，我们比较容易地感受到这些特征：各色人等在高楼大厦间的街道上来往穿梭。《手机》揭示了城市的组织特征：（1）首属交往被次属交往所代替，亲属关系纽带减弱，家庭的社会意义及功能降低，邻里关系消失和社会整合的传统基础被破坏。电影中，与主人公严守一相处最多的人是费墨；其次是于文娟、沈雪、武月，而家乡的姥姥却是难得回去看一次，甚至姥姥临死前都未能见上一面。家庭、婚姻或爱情面临危机甚至解体时，朋友都是严守一或费墨亦或他们的配偶的避风港。（2）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各方面的需求，导致了高度专业化机构的产生白领阶层人员数量庞大。《手机》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电视、报纸、出版等行业的文化人，他们从事的主要是脑力劳动，经济收入高，工作压力大。（3）城市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成本均高，虽然公共设施众多，但人们仍需耗费掉自己的大部分收入。《手机》反映了城市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竭尽全力扮演好自己的职业角色，甚至背离基本的做人原则。费墨在欲望与道义中挣扎，“房是开了的，但我没有上去，主要是怕麻烦”；。严守一在客观与主观中变换，“现在是白天，但我在主持节目时会将它说成是晚上，因为我们有一说一节目是在晚上播出的”。武月将性爱当成一种交易，以换取比出版社工作更好的电视主持人岗位。

《手机》

严守一生命中的三个女人：于文娟、沈雪、武月，分别对应的是前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社会、后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电影中的《手机》，其功能既表现在于其是一种工作工具，但同时也是惹祸的根源，而惹祸的原因恰在于手机在不同领域作用的不恰当发挥。费墨召开编剧会时，手机处在公共领域话语场中，节目组的记者们却不断接受着来自狭窄领域的电话，引起费墨的不满；严守一与沈雪回老家，武月给他打手机，他却将狭窄领域的手机信息演化为私人领域的手机信息，引得武月的不满。“成也手机，败也手机。”手机在现代城市生活中扮演着双刃剑的作用。手机作用的不恰当发挥，实质是不同生活空间的相互入侵，它使得城市人的生活呈现出零碎化、片断化、浅表化等特征，城市化完成之时，也是城市进入后工业社会之时，城市生活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也表现得日益明显。手机是城市人的传声筒，它是城市人嘴巴和耳朵的延伸，它使人们的声音可以传得更远，耳朵可以听得更远。冷冰冰的手机充满的是物性，这种物性又是城市竞争的一个阵地。手机窥探着他人的隐私，记录着自我的恶行。手机成为无所不在的嘴巴和耳朵，他不再只为手机使用者服务，也可能毁坏手机使用者理想的生活。

影片最后推销员向严守一推销的具有移动梦网功能和卫星定位功能的手机，其目标消费者就是白领阶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的高架桥和公路，各种各样便利的公共设施，从事工作具有的丰厚劳动收入，方便的生活条件，引诱着一个又一个本具纯洁心性的人进入城市，在城市的欲望与道德中奋斗与挣扎。“城市生活的魅力本身并不在于寻求逃避与安全感，而在于追求冒险、意外遭遇、利用别人及被别人利用。”多年的城市生活，将严守一和费墨等深深地“化”入了城市。城市生活方式在他们心里，逐渐演化为一种心理。城市意味着工作上充满竞争，思想上高度紧张，人情上日渐冷漠。《手机》因此不只是一个时代科技水平的象征，也是一个时代心理的象征，《手机》登上城市大众生活舞台，意味着中国城市社会的高速城市化正在显示出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

《手机》

《手机》给出的结局发人深思。严守一在象征保持农村农民本色的姥姥去世时将手机丢进火堆烧毁，对代表着更先进技术的、更新款的那具有照像功能、卫星全球定位功能的手机坚决拒绝。电影临结局前有一段旁白：“严守一回到北京后，从此就不再用手机了。六周后，他患了感冒，很久都没有好，感冒又导致声带发炎，就像他少年时变声时一样。他向电视台请了假，在家里养了半年病。”在这半年间，发生的几件事对应了托夫勒说的以上三种退却行为和态度。“一、武月去了有一说一当主持人；二、费墨出国了，去了爱沙尼亚，据说在一所语言学校教中文，从此杳无音信；三、他和沈雪分手了，除夕那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他对沈雪说‘我有些想念费老’”。电影的结局深刻地揭示了高度工业化带来的异化给人的压力，连嗓子哑了手机厂商都还要他去为把他压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的手机“代言”，“不用你说话，我们有人为你配音”就更具有强奸民意的感觉。无孔不入的经济利益驱动甚至会剥夺个体的选择权力和休息权力。在具有照像功能的手机显示屏上严守一那变形的脸连自己恐怕都认不出来了，它影射的却是柔弱的“原子”个体的心理变形。严守一与推销员是城市化的结果和开始，寓示着城市化的进程正迅速前进，它并不因城市中人的身心疲惫而阻挡住新市民对城市的热恋。城市是一张巨大的“移动梦网”。“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让我问一问，最近你要回来吗？”口语化的民歌反映的是传统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条件男主外女主内状态下那种妻子对丈夫的怀念，那其中含有的纯朴的爱情与工业化社会的爱情游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电影的开头和结尾都采用这首民歌，让这种晶莹剔透的爱情表达方式包裹着当代社会零碎破败的爱情，表达着电影作者的爱情理想和生活理想。电影试图以退回传统社会来弥补城市化付出的代价和做出的牺牲，以此作为疗救当代社会个体身心创伤的良药，但这是明显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只能是制作者浪漫主义的想象。城市生活方式决定了伤心总是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