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自己的人生故事(2)

　　行为责任与意志自由之间的关系，我们或许还可以用挪威杀手布雷维克作为例子来说明。2011年7月22日，挪威极右分子安德斯·布雷维克在首都奥斯陆和附近的于特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爆炸和枪击恐怖事件，造成77人死亡。对于这样一起恶性事件，它的行动主体当然要承担责任——前提是，如果这个行动主体是一个心智正常、因此有自由选择能力的人的话。但恰恰是这个前提，受到了去年11月29日由法院指定的两名精神病学家提交的精神鉴定报告的质疑，这份报告称，布雷维克作案时处于精神错乱状态，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但今年1月4日，挪威媒体披露，由三名心理学专家及一名精神病专家组成的团队公布了对布雷维克的诊断报告，认为此人并未患上精神病，无需接受相关治疗，可以在监狱中服刑。对这两份相互矛盾的精神鉴定报告，布雷维克在今年4月出庭时的反应，倒很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据报道他在法庭上特别反感把他说成是精神病人，说“报告里描述的那个人并非我本人，诊断中的任何一条我都不同意……而对于像我这样的政治活动家，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在精神病院里了却此生，而我目前正面临这样的风险，这将使我所坚持的东西毁灭殆尽。”

人生之“点”的意义：“以昔解今”还是“由今视昔”？

　　乔布斯所要连接起来的那些点，既包括经过我们选择而得到的人生经历，也包括完全在我们控制之外出现的人生经历。经过“连点成线”之后，这些人生经历都会带上独特的意义。

　　那么这种“连点成线”，我们怎么来看待呢？

　　中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偶然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可以说是“连点成线”，一个先前的事件会在后来具有原先所不具有的意义。但乔布斯讲的“连点成线”还有更多的含义。在塞翁失马的故事中，不仅点的出现，而且点的连接，与人的努力都毫无关系。其中说明的“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当然是有智慧的，能提醒我们单个人生事件的意义取决于它们在人生过程中的位置，但是，乔布斯显然并不要我们坐等命运之船把我们载到随便哪一个地方。

　　德国有位哲学家，叫尤根·哈贝马斯，他今年83岁，大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在世哲学家。他的理论工作的核心概念是“交往理性”，主张把社会关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讲理活动即交往活动或沟通活动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很复杂，这里没有办法展开，我想提一下的是他在2004年11月11日在日本京都的一次讲演，他讲述了自己的幼时经历与其理论工作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天生患有腭裂，一生下来就动了手术，长大后作为著名学者他竭力主张人类之间的理性交往，并且经常在世界各地讲演，但他的发音常常令人费解，交往因此有特殊困难。但有意思的是，哈贝马斯在京都讲演的时候，恰恰把他幼小时候的困难经历，他自小就有的生理缺陷，看成了他对交往理性和公共领域之毕生研究的重要节点。哈贝马斯说他当然不记得第一次做腭裂缝合手术的情况，但五岁时的第二次手术，他记得很清楚，而这使他对个人对他人的依赖性，对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联性、人类心智的主体间结构，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促使他关注洪堡、皮尔斯、米德、卡西尔和维特根斯坦等对语言和交往有精妙研究的哲学家。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成年以后的学者生涯和学术成就，成功地使他自己的幼年不幸和终身疾痛具有了正面的意义。

　　不仅由生理疾痛这样的“自然错误”而画错的点，而且由失足行为这样的“人为错误”而画错的点，也可能因为“连点成线”的努力而改变意义。《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偷过东西，但在作家的笔下，冉阿让的偷窃成为一个感人而丰满的正面形象的一段必要经历。人生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校正液，但怎么认识过去的错误，怎么做出今后的选择，会给人生故事的已经发生的每个情节赋予大不一样的意义。

　　人生过程中的“今”“昔”关系，是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课题。人文学科的典型方法是诠释（interpretation），自然科学的典型方法是说明（explanation），两者都涉及今昔关系或现在与过去的关系。相比之下，在自然科学的说明中，常常是“以昔解今”，即过去（原因）决定现在（结果），而在人文学科的诠释中，常常是“由今视昔”，即现在（语境）决定过去（意义）。说好自己的人生故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后来的“故事情节”来调整和理解过去的“故事情节”的意义。

　　“我们要说好自己的人生故事，千万别忘了我们的故事的最重要听众是我们的孩子。检验一个人有没有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最好的办法是问他，你愿意你自己的孩子将来过什么样的生活？”

人生之“点”的连接：哪里是讲好人生故事的最佳位置？

　　严格说来，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的主人公，我们写出的是什么样的人生故事，只有当我们走完或即将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才有结论。孔夫子（前551-前479）活了72岁，当他说“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已经年过七十。瞿秋白（1899-1935）活了36岁，他在写《多余的话》的时候，在感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时候，离牺牲只有几天。维特根斯坦（1889-1951）活了62岁，他在病床上对身边朋友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孔夫子是古代贤哲，瞿秋白是中共先烈，维特根斯坦是现代西方的哲学大师，他们之间当然有许多区别，但他们都完整地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

　　对于年轻人来说，甚至对于中年人来说，讲述人生故事的最好位置，是设想自己老之将至，设想在那样的时刻，自己能否心安理得，或者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所说的那样，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自己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奥古斯丁（354-430）40多岁写《忏悔录》的时候，卢梭（1712-1778）50多岁写《忏悔录》的时候，大概就处在这样的位置。实际上，乔布斯于知天命之年在斯坦福讲演的时候，虽然他强调“要连点成线你是不能朝前看的；你只能在回头看的时候才能连点成线”，他其实也是非常重视从未来的角度，从一个虚拟未来的角度来“连点成线”的。乔布斯说，在过去几十年中，他每天早晨都对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的话，我还会去做我正要去做的事情吗？”他说一旦他发现连着许多天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他就意识到，他得做一些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