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演

      人生过程中的“今”“昔”关系，是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课题。说好自己的人生故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后来的“故事情节”来调整和理解过去的“故事情节”的意义。
　　童世骏1958年9月生于上海，1982年和1984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分别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94年在挪威卑尔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校党委书记，兼任《哲学分析》（双月刊）总编，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哲学学部委员、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等职，出版著作《中西对话中的现代性问题》（2010）、《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2007）和Dialectics of Modernization:Habermas and the Chinese Discourse of Modernization（2000），译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德]哈贝马斯著，2003）等。
　　
人生故事：“分组画脸”还是“连点成线”？
　　第一个故事是我自己经历的。几年前，我在上海社科院的时候，参加一次院党委宣传部组织的晚会，其中的一个游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这个游戏中，主持人让嘉宾们分成两组，每组成员依次上台，蒙住眼睛，用画笔在白板上画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因为是由不同的人蒙住眼睛画的，白板上的五官位置多半要么太高，要么太低，要么彼此离得太远，要么离得太近。游戏的最后部分是每组各派一个人上来，眼睛不蒙住，让他或她用画笔在自己组的成员所画的这些五官周围画上脸的轮廓，使这些五官成为从某个角度看到的脸庞的组成部分。最后画成的人脸，像不像，酷不酷，一看就能分出高下。
　　第二个故事是有关乔布斯的。2005年6月12日，斯蒂夫·乔布斯应邀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致辞，给毕业生们讲述他的人生故事，其中第一个故事叫“connecting the dots”，我把它译作“连点成线”。乔布斯讲到他中学毕业后上了一家几乎与斯坦福一样昂贵的本科学院，6个月不到就退学，然后在那所学校里晃荡了一年半蹭课，其中有一门书法课，当时只是喜欢，全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实际用处。但当他在斯坦福作为苹果电脑和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CEO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当他说起他把漂亮字型设计进第一台麦金塔电脑当中去时，那门书法课程，那段蹭课经历，甚至那个退学决定，都获得了独特的意义：假如他当初没有进这所学校，没有辍学，没有蹭课，没有听那门书法课，苹果电脑甚至所有个人电脑那漂亮的字型可能就无从谈起。
　　上面两种情形，大概可以用来形容人生故事的两种讲法。
　　在那个“分组画脸”的游戏中，每个组的前几个人只是故事中的人物，而只有最后一个人，那个在五官周围画上脸庞轮廓的人，才是讲故事的人：前面每个人的笔画并没有单独的意义，不同人的笔画放在一起，也没有产生出意义，而只有一个高居他们之上的力量的出现，这些笔画才具有了意义。每组最后那人的作用，好比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寥寥几句就把前面打下的故事伏笔一一挑明。而在乔布斯所举的“连点成线”的例子中，他既是其人生故事的主人公，也是其人生故事的讲述者，就好像马克思就整个人类而说的那样，人是“他们本身的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也就是说，在“连点成线”的故事中，在人生纸卷上画出一个一个点的是我们自己，把这些点连接起来的也是我们自己。在连接起来之前，人生过程中的一个个事件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但一旦关联起来，它们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生故事的不同情节，不同阶段。
　　
人生之“点”的形成：自由选择还是必然决定？
　　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个点，是我们经历的一个个重要事件。这些事件，有的是“被经历”的，容不得我们选择。乔布斯的母亲没有结婚就意外地怀上了他，生下了他，然后把他送人领养，这是容不得他选择的。乔布斯在30岁那年被自己创办的公司解雇，49岁那年被诊断患胰腺癌，60岁不到就去世，这些当然也容不得他选择。
　　但也有许多人生之点，是与我们的选择有关的。乔布斯在17岁的那年上里德学院，乔布斯在半年后辍学，在学校里蹭课，后来完全离开学校，在20岁那年创办苹果公司，1985年被解雇之后12年，又重返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2007年推出iPhone，2010年推出iPad，这些事件，固然都有许多乔布斯本人无法左右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电脑技术和美国经济的发展状况等等，但在同样的背景下，乔布斯选择做了这些事情，而没有选择做别的事情，也就是说，乔布斯的个人的选择在这些事件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些选择——这些选择是他自由做出的吗？对这个问题，哲学家们至少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人们的选择是自由的，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自由意志，在同一个时刻，在同样的条件下，一个人常常既可以选择做A，也可以选择做B。但哲学史上的另外一派则认为，人们的选择看上去是自由的，但其实都是被决定的，是被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教养等等所决定的，甚至是被进行选择的那个人的大脑神经系统的状态所决定的。这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之争。
　　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之间孰是孰非，人生根本上到底是被决定的，还是可抉择的，我这里无法介绍哲学家们以及有浓厚哲学兴趣的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但在我看来，哪怕神经科学家给出决定性论据说“自由意志只是一个幻觉”，我也还是可以坚持以下观点的：我们的日常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认为心智正常的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许多行为负道德责任甚至法律责任，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许多行为是我们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在特定条件下我们固然不可能完全随心所欲，但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可能性空间当中进行选择。比方说，本科毕业时我们固然不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我们毕竟可以选择是直接工作还是考研攻博，是叩门清华，还是投身交大，是在国内发展，还是去国外探索。
　　对我的这个观点，神经科学家或许能用我的脑神经构造之类的因素来加以说明，但关于某个论点之主张的“说明”不等于对于所主张之观点的“论辩”（论证或驳斥），因为对一论点之主张是属于经验世界的，我们可以设法说明它的原因，但所主张之观点则属于观念世界，对它来说重要的是有没有理由、有什么理由，而不是有什么原因。在我看来，在道德理论当中，一个观点的理由不能只是普通常识，但也不能离普通常识太远。我们的正常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可以说都以行为责任和意志自由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为前提，理论家的任务是用概念和理论来说明这种关系，而不是干脆就否认这种关系。
　　行为责任与意志自由之间的关系，我们或许还可以用挪威杀手布雷维克作为例子来说明。2011年7月22日，挪威极右分子安德斯·布雷维克在首都奥斯陆和附近的于特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爆炸和枪击恐怖事件，造成77人死亡。对于这样一起恶性事件，它的行动主体当然要承担责任——前提是，如果这个行动主体是一个心智正常、因此有自由选择能力的人的话。但恰恰是这个前提，受到了去年11月29日由法院指定的两名精神病学家提交的精神鉴定报告的质疑，这份报告称，布雷维克作案时处于精神错乱状态，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但今年1月4日，挪威媒体披露，由三名心理学专家及一名精神病专家组成的团队公布了对布雷维克的诊断报告，认为此人并未患上精神病，无需接受相关治疗，可以在监狱中服刑。对这两份相互矛盾的精神鉴定报告，布雷维克在今年4月出庭时的反应，倒很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据报道他在法庭上特别反感把他说成是精神病人，说“报告里描述的那个人并非我本人，诊断中的任何一条我都不同意……而对于像我这样的政治活动家，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在精神病院里了却此生，而我目前正面临这样的风险，这将使我所坚持的东西毁灭殆尽。”
　　
人生之“点”的意义：“以昔解今”还是“由今视昔”？
　　乔布斯所要连接起来的那些点，既包括经过我们选择而得到的人生经历，也包括完全在我们控制之外出现的人生经历。经过“连点成线”之后，这些人生经历都会带上独特的意义。
　　那么这种“连点成线”，我们怎么来看待呢？
　　中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偶然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可以说是“连点成线”，一个先前的事件会在后来具有原先所不具有的意义。但乔布斯讲的“连点成线”还有更多的含义。在塞翁失马的故事中，不仅点的出现，而且点的连接，与人的努力都毫无关系。其中说明的“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当然是有智慧的，能提醒我们单个人生事件的意义取决于它们在人生过程中的位置，但是，乔布斯显然并不要我们坐等命运之船把我们载到随便哪一个地方。
　　德国有位哲学家，叫尤根·哈贝马斯，他今年83岁，大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在世哲学家。他的理论工作的核心概念是“交往理性”，主张把社会关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讲理活动即交往活动或沟通活动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很复杂，这里没有办法展开，我想提一下的是他在2004年11月11日在日本京都的一次讲演，他讲述了自己的幼时经历与其理论工作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天生患有腭裂，一生下来就动了手术，长大后作为著名学者他竭力主张人类之间的理性交往，并且经常在世界各地讲演，但他的发音常常令人费解，交往因此有特殊困难。但有意思的是，哈贝马斯在京都讲演的时候，恰恰把他幼小时候的困难经历，他自小就有的生理缺陷，看成了他对交往理性和公共领域之毕生研究的重要节点。哈贝马斯说他当然不记得第一次做腭裂缝合手术的情况，但五岁时的第二次手术，他记得很清楚，而这使他对个人对他人的依赖性，对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联性、人类心智的主体间结构，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促使他关注洪堡、皮尔斯、米德、卡西尔和维特根斯坦等对语言和交往有精妙研究的哲学家。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成年以后的学者生涯和学术成就，成功地使他自己的幼年不幸和终身疾痛具有了正面的意义。
　　不仅由生理疾痛这样的“自然错误”而画错的点，而且由失足行为这样的“人为错误”而画错的点，也可能因为“连点成线”的努力而改变意义。《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偷过东西，但在作家的笔下，冉阿让的偷窃成为一个感人而丰满的正面形象的一段必要经历。人生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校正液，但怎么认识过去的错误，怎么做出今后的选择，会给人生故事的已经发生的每个情节赋予大不一样的意义。
　　人生过程中的“今”“昔”关系，是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课题。人文学科的典型方法是诠释（interpretation），自然科学的典型方法是说明（explanation），两者都涉及今昔关系或现在与过去的关系。相比之下，在自然科学的说明中，常常是“以昔解今”，即过去（原因）决定现在（结果），而在人文学科的诠释中，常常是“由今视昔”，即现在（语境）决定过去（意义）。说好自己的人生故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后来的“故事情节”来调整和理解过去的“故事情节”的意义。
　　“我们要说好自己的人生故事，千万别忘了我们的故事的最重要听众是我们的孩子。检验一个人有没有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最好的办法是问他，你愿意你自己的孩子将来过什么样的生活？”
　　
人生之“点”的连接：哪里是讲好人生故事的最佳位置？
　　严格说来，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的主人公，我们写出的是什么样的人生故事，只有当我们走完或即将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才有结论。孔夫子（前551-前479）活了72岁，当他说“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已经年过七十。瞿秋白（1899-1935）活了36岁，他在写《多余的话》的时候，在感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时候，离牺牲只有几天。维特根斯坦（1889-1951）活了62岁，他在病床上对身边朋友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孔夫子是古代贤哲，瞿秋白是中共先烈，维特根斯坦是现代西方的哲学大师，他们之间当然有许多区别，但他们都完整地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
　　对于年轻人来说，甚至对于中年人来说，讲述人生故事的最好位置，是设想自己老之将至，设想在那样的时刻，自己能否心安理得，或者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所说的那样，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自己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奥古斯丁（354-430）40多岁写《忏悔录》的时候，卢梭（1712-1778）50多岁写《忏悔录》的时候，大概就处在这样的位置。实际上，乔布斯于知天命之年在斯坦福讲演的时候，虽然他强调“要连点成线你是不能朝前看的；你只能在回头看的时候才能连点成线”，他其实也是非常重视从未来的角度，从一个虚拟未来的角度来“连点成线”的。乔布斯说，在过去几十年中，他每天早晨都对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的话，我还会去做我正要去做的事情吗？”他说一旦他发现连着许多天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他就意识到，他得做一些变化了。
　　凡人终有一死，乔布斯非但没有用这个事实来贬低人生价值，反而以此来衬托人生轨迹当中，哪些点是最值得珍视的。对乔布斯的这个观点，我想做一些发挥：除了实际地或想像地从我们自己的生命终点出发来“连点成线”以外，我们还可以把以下三个位置作为“连点成线”的出发点：
　　第一个位置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要说好自己的人生故事，千万别忘了我们的故事的最重要听众是我们的孩子。检验一个人有没有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最好的办法是问他，你愿意你自己的孩子将来过什么样的生活？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或听到这样的例子：哪怕是一个十足的坏蛋，他也希望他的儿女过体面生活。电影《天下无贼》中女窃贼王丽告诉她的同伙男友王薄她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农村娃子傻根，为什么不愿意继续偷钱，是“因为我怀了你的孩子，我想为他积点德”。
　　第二个位置是未来的历史。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对过去“连点成线”、讲述故事，未来的人们也会从他们那时的角度出发，来对包括现在的我们在内的人们的行为“连点成线”——如果我们今天就能想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不仅对过去，而且对今天，也有更好的认识。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一面说，“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一面还表白着，“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刘少奇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他在“文革”初期失去自由前对王光美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对问心无愧的人来说，想到“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会是一种安慰；对有过错甚至造罪孽的人来说，历史则将是一种惩戒，因为“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慎乎历史乃后人所书”！
　　第三个位置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孩子”是在个体的层面上对当下之我的超越，“未来的历史”是在集体的层面上对当下之我的超越，这两种超越都处于时间之中，都体现了“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道理。相比之下，“我们的理想”则是在理念世界而非经验世界、在形上层面而非形下层面，对当下之我的超越。站在理想世界的角度来对我们的过去和现在的行为进行“连点成线”，会使我们对自己的成就、不足和努力方向有格外清晰的认识。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篇末写道：“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司马迁在这里既表白他对孔夫子“心向往之”，也承认这位“至圣”的境界他是“不能至”的。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并没有从这个理想的“不能至”而得出这个理想的“不可有”的结论，相反他强调，对这个“不能至”的理想，他是“心向往之”的！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心向往之”的对象作为一个理想，是远在一个超越世界的，但“向往”之此“心”、此心之“向往”，却是就存在于司马迁身上、发生在经验世界之中的。重要的是，对这个“不可至”的超越性理想的“心向往之”，虽然没有使司马迁成为孔夫子，但是使他成了司马迁，成了我们所知道的那位千古“史圣”，那位含垢忍辱、究际通变、为世人留下了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太史公。
　　一个超越的理想能起到如此实在的作用，我们就不能说它是乌有之乡，海市蜃楼。相反，美好的人生理想完全可以成为真实的人生故事的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