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劳改村”变迁：刑满释放者与狱警做邻居(2)

　　搬到省一监老生活区后，杜成高和他的老朋友杨中山都有邻居是“干部”，但他们几乎不和对方接触。原先住四合院的居民们，只喜欢和自己的老邻居接触。只要不下雨，四合院老居民们便会聚集在“工人楼”前打麻将或打牌消磨时间。同一个小区里的警察、工人、退休干部路过，顶多只是投去匆匆一瞥。

　　“我隔壁是分给一个小干部住的，不过人家不常来，只在里面堆了些东西。”杜成高说。因为觉得打牌容易惹是非，他从不参与。每天除去逛逛生活区的菜市场外，便是去杨中山家聊天。至于狱警邻居，“以前不和他们来往，现在没事也不来往。”

　　尽管四合院居民们曾在监狱服刑，但他们大多在上世纪70年代末便已释放或平反，成为监狱企业的工人，重新拥有了公民的权利。只是，虽然人身自由及公民

　　权恢复了，但他们仍时刻感受到某种“区别对待”。

　　杨中山、张成贵等人举了一个例子：同是留在监狱工作，有的人员转为企业正式工，但有的人却一直转不了，直到退休，身份也只是“暂留待迁”。不仅平时工资有差别，逢年过节发的钱也有差别。如果狱警发100元，转成正式工的可能发60元，“暂留待迁”则只有30元，甚至没有。而退休工资，转为正式工的有人拿2700元，有人拿2000元，“暂留待迁”则更低。

　　拿着几百元或10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在昆明，无疑十分拮据。因不满工资待遇问题，有“暂留待迁”人员曾经进京上访，但途中又被劝返。而在2010年火灾发生后，四合院的居民借记者来采访的机会，反映了生活困难和工资待遇不平等问题。

　　报道出来后，四合院居民们觉得，媒体的介入对监狱和其他政府部门是有触动的。“暂留待迁人员的退休工资涨了，每逢过年过节，发给干部的东西，我们也有一份。”

　　尽管待遇上的差别正逐渐消除，但四合院居民仍觉得，别人心中的“有色眼镜”不会轻易摘下，差别对待的痕迹还在刺痛他们。

　　每个季度，监狱生活区的居民都会领到一张由省一监后勤服务中心发放的“住户水电费结算单”，单子上除了标明住户用的水、电数量和费用外，在“部门”一栏还标明了“退留”字样。虽然这张单据只是给住户的，但这让居民卯大爹非常不满。“我又不是没交钱，何必在单子上这样写？”

　　“退留”二字，一直在提醒着这里的住户“你们是留队人员”，一直在揭着过往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以前在厂里上班，人家会骂我们是‘烂留队的’。虽然现在干部不计较这些，在公交车上也会给我让座，但很多50岁以上的干部还是带着阶级斗争观点的。我们之间根本不理睬。”张成贵说。

　　令“退留”不满的，还有住房补贴问题。他们一直在强调“干部的住房补贴都发了，但工人的多年来却迟迟没有发放”。

　　“待遇不平等”的观点，生活区的其他住户也认可，但能理解个中缘由。93岁的李大爹是监狱的普通退休职工，谈到区别对待的问题时，他说：“以前对他们是有歧视的，虽然现在工资、福利上的差别不大了，但没有区别是不可能的。毕竟干部管教过他们，思想上肯定是有差别的。”

　　而当谈到与四合院居民混居一年有何感受时，省一监的一名家属说，平时和这部分人没什么交往。转而强调“他们原来都是重刑犯，还有判死缓、无期留下来的。现在他们福利也好了，还能跟干部一样，买刚刚建好的经济适用房！”言辞之间，意味深长。

　　叶落归根，或是独自离去

　　在曾经的囚犯们心中，监狱不应该是他们人生最后的归宿。即便现在生活在此，他们仍想努力摆脱。

　　今天，省一监于2008年开始集资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已经建成。原先居住在四合院的居民，有一部分人申请到名额后，由子女出资购买装修，即将乔迁新居。

　　2008年集资时，卯大爹为了改善住房条件，争取到了一个名额。一套75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缴纳约25万元房款就能得到。这与同地段的商品房相比，已经便宜了不少。但他经济困难，购房款主要由他第三任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孩子支付。

　　如今搬迁在即，老两口却犯难了。因为新房属保障性住房，搬家后，监狱要收回他们居住的公房。但购房款是孩子出的，即便搬进新家，老两口也是与孩子们挤着住。

　　经适房的价格已经非常优惠，但杜成高、杨中山、张成贵等多位四合院的居民仍没有购买。究其原因，三人在入狱前均已成家，入狱后离婚，释放后重新组建家庭。他们在第二次婚姻，甚至第三次婚姻的过程中，耗光了微薄的积蓄。另外，他们“落叶归根”的心态始终未泯灭。

　　杜成高出狱后，娶了寻甸老家的媳妇，有两个儿子，还在老家建了房子。1997年退休后，因家务繁忙，孩子也在老家上学，大半时间都是在寻甸老家度过。如今孩子都已经成人，一个打算在嵩明成家，另一个在部队服役。他这才返回省一监常住。杜成高计划，如果监狱下次建公租房或廉租房，他想去申请，为的是给儿子们来看自己时有个落脚处。

　　但，这并不是杜成高理想的最终归宿。他希望在自己终老之前，能够回老家入土为安。“我没想到这辈子会和监狱扯上关系。昆明条件再好，这里毕竟还是监狱。我不想在我死后，还有人指着我的孩子说，‘他爹是劳改犯，最后都死在监狱’。”

　　今年88岁的杨中山老人，他的第二任妻子给他在昆明市郊买了一块墓地，但他惦记着双柏县农村的老家，那里还有亲人给他准备的一口棺材。最近，他内心一直在纠结，犹豫着自己将来到底要在昆明火化，还是埋回老家。

　　“如果在昆明火化，我一个人，太孤苦伶仃。要是回老家，还能和我的父母、妹妹埋葬在一起，清明节时，还有亲戚可以给我上上坟。”患有重度眼疾的杨中山独自坐在破旧昏暗的家中，平静地诉说着。

　　尽管待遇上的差别正逐渐消除，但四合院居民—曾经的犯人们仍觉得，别人心中的“有色眼镜”不会轻易摘下，差别对待的痕迹还在刺痛他们。（记者 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