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贾谊：一为迁客去长沙
贾谊《治安策》：精魂流布到如今
初唐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叹曰：“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贾谊、王勃皆以辞采见长，才华横溢，又都英年早殁。王勃生前于上元二年（675年）重阳路经南昌滕王阁时，将贾谊与冯唐、李广等一并列为盛世的悲情之人，不料随后即逝（27岁）。近翻《汉书》，就稍留心了贾谊。
一、儒家的谋略
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洛阳人，18岁时“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后经举荐（两汉人才选拔以征辟推举制为主），被汉文帝召为最年少的博士，因善议对，迁为太中大夫。后来，文帝欲升任其为公卿，贾谊这种“直升飞机式的升迁”，遭到权臣周勃、灌婴等人的妒嫉，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召贾谊回洛阳，拜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此时，贾谊写成《治安策》、《论积贮疏》。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认为自己未尽职责，隔岁忧郁而终，年33岁。
贾谊所处的汉初，经高祖白登山败绩和吕后擅权后，文帝厉行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已有所恢复。但“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儗，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汉初的同姓王分封制，是刘邦当年在平定异姓王叛乱时，刑白马盟誓所确定下来的一种分封政体，二三十年后，问题日多，各分封王侯蠢蠢欲动，不服中央统治。如何有效控制广袤大地域内的地方势力，是中国政治史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人文地理学者唐晓峰认为，“在辽阔地域中建立牢固统一的大帝国，是中国古代文明长期面临的巨大挑战并终于获得的辉煌成就。大地域感是中国社会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基本特色。数千年前，古人便创造了‘九州’、‘五服’、‘五岳’、‘四海’等气魄宏大的天下观念。而文武周公秦皇汉武所率领的社会实践者，则具体地完成了建立有效的大地域社会机制、由区域对抗到天下一统的过渡、在多样的文化区上成功地覆盖统一政治体系等关键性历史课题。在这些问题上，中国与一些地域不大的国家，深为不同。”
如今，一谈到中国，人人皆知，疆域四至辽阔旷远，每个中国人都引以为豪，的确是小国不可能有的国民气质。而如何管理中国的辽阔疆土，则经历了漫长的发明创制阶段。
因为中国并非一开始就幅员辽阔，最初，在新石器时代前后，不过是一些不成片的展转流徙的小邦国，就连商朝也到处迁都，总觉得不安全。因此管理方式也较简单，以家长制、酋长制直接管理。后来，因战争、贸易等因素交往日稠，国土得以连片、面积增大，管理难度也增加，于是有了家长制的复杂变体——分封制的出现——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毕竟血浓于水。西周以降，随着疆域的进一步拓展，社会层次的复杂，以血缘为依据的直观管理的效能逐渐捉襟见肘，于是从秦国起出现了以地缘政治为依凭的郡县制——任免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地方对中央处于绝对从属地位——延续至今的集权潮流从此铺开。
郡县制是国家疆域扩大之后，中央为了有效控制地方的一种政治发明，是政权体系的核心，而监察制度只是一种辅助工具。就象夫妻店、姐妹店一旦壮大，就必须抛弃那种依托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家族式经营方式一样。另外可以得到佐证的事例是，在民间乡里，由于地理范围小，交流频繁，因此地方治安很大程度上仍倚赖于“长老统治”或“家长统治”。小范围的管理，如果也照搬制度化的程序设计，一是效率不高，二是亲和力不够，不稳定。
就象任何一种新制度的确立，中间必经过复辟和反复辟的较量一样，郡县制在项羽和刘邦的时代遭到分封制的复辟。贾谊的时代，正是这种复辟和反复辟的激烈较量的一个旋涡期。
因此，面对西汉初年地方势力暗流涌动的情势，贾谊在《治安策》中首度向文帝提出削藩的问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并同时提出具体的解决模式，“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一言蔽之，就是改变以往的嫡长子继承王国惯例，而分地给诸侯各个子孙来削弱地方势力。这样做的隐蔽性在于，中央集权的办法是有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两部分构成的，因此地方分权就等于加重了中央权力的权重，间接达到集权的效果。虽然分割了地方力量，但地方的权力并未收归中央，“天子亡所利焉”，而是让更多的诸侯王后代享用封地，恩泽广布，不易遭来反对，因此后来经武帝时主父偃的发展、完善，成为“推恩策”。
贾谊、晁错和主父偃虽然都主张削藩，但由于策略的不同，效果也大不一样。
贾谊的办法是单纯分解地方权力，而且方式巧妙，四两拨千斤，暗合当时被尊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家“无”的政治智慧，这为在敌强我弱、阻力过大的景况下又必须推进改革的人做了示范——隐蔽意图，外围渗透，在不觉察中改变力量对比。但是，贾谊不谙道家，他熟知的领域是儒家经学，所以他在思考如何推进削藩，维护道统时，自然与“仁德”思想结合，推恩之法，不过是广布君泽的一个途径。不经意间，发展了孔子的儒学。因为在此之前，儒家都主张分封制，而没有提郡县制的迹象，如孔子所言：“兴灭国，继绝世，兴逸民。”
只是，文帝当时不愿“冒险”，所以直到贾谊死后四年，才“思贾生之言”，分齐为六国，立悼惠王六子为王，分淮南为三国，立厉王三子王之。也算是个交代。
“学申商刑名”、身怀法家思想的晁错，则希图以寡恩的雷厉风行，来大力削藩。他不明白，“仁”的社会基础是血缘，“仁”的道德教化是血缘政治的遗孤。对仁德的全面否定，等于否定了事实上一直存在着的人类血缘现象。他在景帝时力主直接诸侯王爵土，最终激化矛盾，导致“七国之乱”，招致杀身之祸。
主父偃的学历背景是“学长短纵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法、术两家治国思想最明显的差别在于，法治讲求公开性、明确性；术治则具有阴谋性，隐秘性。后来儒术经两汉、隋唐、宋明逐渐合流，统称儒家，术家的称谓逐渐为人淡忘。但儒术治国都求策略的隐蔽，因此主父偃甚为推崇贾谊的做法。
鉴于晁错的失败，汉武帝在采用主父偃的计策进行削藩时，即便当时的国力已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但还是采取了谨慎的先削后夺的“两步法”。一是准许诸侯王把自己的封地再分给子弟，建立侯国，史称“推恩令”。二是后来，又陆续夺去大批王、侯的爵位。王国对中央的威胁终于全面解除。为了巩固，汉武帝还采取了一些辅助措施，比如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确立“天人感应”的皇帝权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造知识分子的价值标准；建立中朝，削弱相权，充实中央军力量；设置部刺史，加强了对地方的监控；颁布“算缗”、“告缗”令，将冶铁、煮盐收归宫营，禁止郡国铸钱等。
这些体制，经过后来历朝的完善，成为封建王朝的治国大纲。地域广大的中国，也才有效地维持了统一的主流，以至今日。
贾谊是一个过渡性的人，因为他处的时代是一个过渡性的时代。他主张重农抑商，为“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汉书·食货志》）的现状而忧虑；又主张原铜国家专卖，《过秦论》中提出施行“仁政”等，也基本出于商鞅、荀况等的思想。连同削藩策一道，都是在身后才逐渐施行，光大。他还太年轻，没有政治斗争的经验，许多思想也尚未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但无疑已起到为儒家施政策略奠基的作用。他若活到武帝时，已经年届六旬，或许思想会更加成熟。（待续）
二、大国、小鲜各如何？
贾谊亡故，距今2174年。但他与晁错、主父偃、王安石等后继者弩力为之的中央集权策略一直沿用至今。今日，处在民主惠风中的人们，再无法想象“家天下”的局面。但是政体变了，维系统一的大地域政治秩序的需求仍在。
血缘政治更看重心理的信任，而不是制度的归整。其不适应大地域的国家治理，是因为代际血缘亲密度会迅速降低。
以西汉初年为例，假设隔代（以20年计）血缘亲密度降低1/2的话，依照这样计算，高祖以降，经吕后（惠帝刘盈等为帝时，吕后擅权长达15年，可算一代）到文帝，文帝与高祖的血缘亲密度为（1/2）²，文帝的同辈宗族亲王亦然，因为他们的权力都来源于高祖所授，血缘关系的共同纲点也在高祖，所以，文帝与同辈宗族亲王的血缘亲密度为（1/2）²×（1/2）²，即为1/16。后又经景帝，到武帝时，武帝与高祖的血缘亲密度为1/16，武帝与同辈宗族亲王（非文帝、景帝之子孙）的血缘亲密度为1/256，已经微乎其微。所谓亲情，谁还念之？
王国经历几代之后，血缘关系疏远，大地域又决定了中央与地方的交流频度极为有限。心理信任的板块被抽空，又没有制度信任的办法来填补。中央与地方的维系疏远，鞭长莫及，王国的分裂就不可避免。如果说贾谊时只是王侯蠢蠢欲动，武帝时已经是情势紧急、迫在眉睫。因此分封制的不擅于长距离管理的缺陷暴露无遗，必被屏弃。比如后来，成吉思汗的分封，不也很快导致了帝国的分崩离析？
不分裂，必有向心的理由。新的治国方法是以郡县制为代表的地缘政治模式。治国的关键，在于高效（高效，是一个综合状态。比如不公平的授权，会出现大量贪官、庸官，并形成新的网络和价值体系，维护大量贪官、庸官存在的社会生态，如此，则戕害了行政的高效预期）的权力授受体制。对地方的控制，主要在人事，即官吏的任免和对中央的绝对从属关系，并不时进行中央和地方人事的对流，加强联系，勿使疏远和坐大。同时，小范围的管理，仍发挥血缘政治的善于短距离管理长处，比如一方面在乡里推行保甲，一方面又扶植依托于血缘的宗法孝道，以保障农村关系的稳定。所谓仁孝并行，交替使用，缓急有别。
如此，纲举目张，治大国才能如烹小鲜。时至今日，烙印依然。
中国的人事变动，特别是地方大员的任免尤其受人关注，因为人事的变动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意图。比如近期（2005年12月25日）黑龙江、重庆、湖南、贵州四省市党委书记的变动，就倍受瞩目，它体现了中央对地方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的扶持意图，和中央与地方的人事流动，甚至专家治国的方略之改弦。
据报道，事实上，自“十六大”以来，除2003年因“非典”出现短暂间断外，各地方党政一把手调整一直在持续，统计新华社公布的资料，至今已有近三分之二发生了变动，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18个地方主要负责人（书记）调整，20个省市区的省长（市长、主席）调整。
整个调整过程，如运手臂，十分便利。
但中央对地方绝对控制的管理办法，如果太过，就会流于普遍低水平的扁平治理，忽略地理差异，扼杀新生力量，延宕社会的发展。因此，还必须有辅助措施，与地方实情进行调协，如自治区、特区的设置和“一国两制”构想的实践。在农村，仍注重对依凭于血缘关系的乡村价值观的保护，并由此推行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的确，人类不需要僵化的制度。
历史发展到今天，尽管有民族、宗教的多元，和人口、产业的地理差异，中国仍是一个统一的发展的国家，贾生定当含笑。（困了，明日再续）
三、长沙殇情地
司马迁也写过贾谊，而且与屈原合传为《屈原贾生列传》，想必一是因为屈、贾二人都报国无门，二是因为其共有的长沙情结。
“自屈原沈汨罗後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路经汨罗江，不由感慨系之。
汨罗江在长沙附近，是出生于湖北秭归的屈原的最后归宿。屈子的精魂，一直为湖湘后裔所敬重。毛泽东曾说：“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
那么，屈原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毛泽东看到的是“深思高举，洁白清忠”，而贾谊看到的可能是“汨罗江上，万古悲风”。
因此，贾谊“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就在《吊屈原赋》中，先大发世事浑浊、忠佞倒挂之牢骚，结篇又说“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军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兮，摇增翮逝而去之”。这是另一种生存策略，但与屈原之境界相比，已等而下之，或许这就是“子”与“生”的差别。
相传，贾谊曾作楚辞《惜誓》篇，其中有句：“独不见夫鸾凤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野。循四极而回周兮，见盛德而后下。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羁而系兮，又何以异虖犬羊？”似乎与《吊屈原赋》责怪屈原不知“变通”的想法大致相同。
司马迁为屈原、贾谊立传时，侧重于辞赋成就的介绍，政论文集并未归入。末了，也说“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可见与贾谊所思，基本一致。如此看来，“独善其身”成为历代文人的处世圭臬，当属必然。但真正给人以灵魂的震颤的，给人类福利以推动力量的，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让人的信念不绝望的，是几个零星可数的谭嗣同们、赵一曼们。天地间，必有一种正气无法摧折。
历来，长沙人才辈出，却多数处在政治边缘，长沙也从未成政治中心，因此被喻为殇情之地。李白诗云，“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一种沉重的飘逸。
在封建社会，受教育权是被垄断的，知识分子大都衣事无忧。根据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论，知识分子不再象奴隶、佃农等为生存的成本而愁苦奔波，他们的需求层次主要在精神层面的自我实现。人臣具有自我实现的愿望，但国家的所有权在君王手中，臣子只能通过献策，使一己想法上升为统治意志，并换取国家的部分经营权。
但这君臣同体的治国模式的实现，关键在国君。当时，知识分子的理想实现途径，并不象今天这样多元。他们唯一的资本是知识，而知识的使用途径（或价值实现途径）只有一条，即为统一的帝国政治服务。因此，他们没有选择，既无把知识卖给谁的自由，也没有卖不卖的自由。而衮衮诸公把理想、抱负的实现寄希望于某一个人的赏识，芸芸众生把地方的治理兴衰寄希望于某一个“一把手”的个人素质，是至今都存在的悲剧。
所以，文人多失意，即便隐逸山林，仍“或叹幽人长远，或怨王孙不游”（孔稚珪《北山移文》）。
但长沙也并非一直这样，因为屈原、贾谊而悲戚凄切，不能自拔。
尧帝三庙国的旧事已然遥远，西汉以下，孙坚、谢安、禇遂良、辛弃疾、文天祥、陈宝箴、黄遵宪等都曾在此任封疆大吏，吏治井然；樊哙、黄忠、关羽、李靖、黄巢、韩世忠、钟相、杨幺、张献忠等都曾在此鏊战，抽刀断水；李白、杜甫、戴复古、郦道元、张栻（为木式）、朱熹等曾在此或行吟赋诗，或开坛讲学；曾国藩、左宗棠、郭嵩涛、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杨度、谭延闿、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朱镕基等从长沙走出，在湍急的政治旋涡中，经历大浪淘沙，或随旧时王朝而归去，或因新生时代而流芳。
湘籍散文家冯伟林说，其实，长沙真正的英雄时代从辛弃疾开始。
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春，虽“气吞万里如虎”，却郁不得志的辛弃疾被调任治理长沙。他在长沙组建的飞虎军守卫长江沿线30年，令金兵闻风而遁。但这并没有能挽救日薄西山的南宋王朝，他遭到妒忌，含泪离开长沙，“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何人为楚舞，听我楚狂声？”
或许，屈原、贾谊在长沙的文化定位中的权重太过沉实，以至于悲情成了长沙的宿命，因此，即便英雄也悲怆。
回望旧时事，“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一不留神，历史的幻灯片翻到了底页。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冯伟林曾任县委书记，籍贯又处湖南，因此对屈原、贾谊以降垒筑而起的湖湘文化拜服不已。
一般来说，从政的文人大多矫情，媚地的毒液侵蚀也深。但平心而论，湖湘文化值得人们的赞赏和溢美。
英雄让人升腾，悲情使人沉潜，大美不过如是。处江湖之远而忧民忧国，精魂岂不可贵？
贾谊《新书》曾云：“自古而今，凡与民为敌者，或迟或速，而民必胜之。”虽然贾谊的思想承钵于孟子、荀子等人，“民贵君轻”为分内之思，但能够跳出单纯的言论藩篱，举凡“从古而今”的事例，特别是三代史事和秦朝的盛衰，以进行“民必胜之”的实证，已属不易。它是一种先进的历史解释法。
但历史上与民为敌者比比皆是，现实中又未必没有无视人民利益者，还将“民必胜之”的结局解释为时运不济，又岂不可叹？（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