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是个极为有用的东西,它能让人按约定俗成的标准,理直气壮地活在众人面前。若同几个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的朋友,随便找一个话题漫无边际地聊开去,你总能在这种状态下,面对对方的辩驳与质疑,立于不败之地。这些标准,经过几千年的过滤与检验,虽然不外乎仁义道德,经济学问一类,但当它齐唰唰的摆在桌面上,我敢保证,没有哪个敢胡乱非议。我们从小到大,父母和老师所给予的叮嘱和教育,都是基于这种标准下的乖孩子思想,但长大后才发现,有很多我们羡慕的东西,倒被坏孩子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而所谓的乖孩子,却往往是打肿脸充门面的可怜角色,做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苦主儿。|||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恐怕是太过唯心了,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的完美臆想。我倒觉得,人的本心是极容易往坏里靠拢的,因为在坏的世界中,罗列着丰富多彩的个人功能,从彻底的利己主义到自由奔放的欲念,大都符合人的天性,因而也更吸引人。比如懒惰总比勤奋来得容易,自私总比无私来得实用,享受总比承受来得舒服,毁灭总比创建来得痛快,滥情总比专情来得刺激,贪欲总比灭欲来得鲜活。这些所谓的坏,与清醒之心所抱持的好,原本是一个整体,但自从被我们的先贤哲人贴上标签后,便将有机的人性撕裂开来,以黑白分明的方式呈现于世界,好让所有人来监督,以便于进行歌颂与批判。|||在人性撕裂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痛苦,世上还没有一把刀,能够像杀死一个人那般容易的来齐根斩断形而上的精神。在好与坏的楚河汉界,便有数不清的灵魂挣扎其中,从而在抉择之间迷茫不定。即使有幸爬上岸的,也总会向对面的彼岸频频张望,因为连他自己也分不清,那里是否遗留了自己本不想舍弃,却又不得不舍弃的东西。那些经过挣扎而舍弃的部分,对他来说或许是极想留下而又不敢碰触的,心里欢喜却又不敢大声宣布的,私底下想来没有错,放在世人面前,却又处处都错的。他爱它们,却必须恨,他舍它们,然而又不甘心。它们就像一只钻到衣服里的虫子,在众人面前,他必须保持微笑,暗地里却不得不咬着牙,忍受它们带来的痛痒。|||人要想活得轻松,或者说看起来轻松,人要想活得体面,或者说看起来体面,就必须越过这种痛苦进行一次抉择。我们与其在撕而不断,裂而不分的灰色地带,做迷茫的纠结,倒不如面对这种抉择,认真做一次抉择前的选择。我们有理由怀疑,不管是先秦的诸子百家,还是他们所推行的儒墨道法,乃至于西汉时期外来的佛法,大抵是没有考虑到人性的细微纷繁,或者是自以为是地认为没什么闪失,而将这些所谓的真理,一股脑儿地放之四海而皆准。当初,他们是否认真考虑过这样的标准,有可能会有遗漏,有可能会有偏颇,过多的强调人性而忽略天性,过多的强调精神而忽略肉体。王昭君出塞远嫁,侍夫至死,本该回归大汉,又为何忍“妻其后母”之辱,何言其贞?关二爷逞一时之勇,怒杀恶霸,他的父母因爱子心切,双双投井以让他放心逃命,何言其孝?一生向往田园生活的陶令,却为何在临终之时,留下一篇激越豪放的《咏荆轲》,其淡泊又该从何说起?|||我们当然需要一个标准存身立世,也同样需要这一副血肉之躯,能像一棵草木那样,于百年之限,鲜活多姿。我们当然需要一份清醒,以供辨路行走,也有必要,不随便地将瑰丽斑斓的精神交给厚厚的故纸堆,让它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来奴役。至于,如何去分辨是非,如何去选择对错,那不是我份内的事。有人说,精神享受了,身体便跟着享受,我只能点头称然。若有人再问,身体若受到痛苦,会不会使精神跟着不愉快?那时,我将无从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