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方面,我现在开始买英文书读。……买英文书,只有一个地方,就是日本东京的丸善书店。……每次接到丸善书店的回信,我就像过年一般地欢喜。我立即约上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午饭后,立刻出发,沿着胶济铁路,步行走向颇远的商埠,到邮政总局去取书,当然不会忘记带上两三元大洋。走在铁路上的时候如果适逢有火车开过,我们就把一枚铜元放在铁轨上,火车一过,拿来一看,已经轧成了扁的,这个铜元当然就作废了,这完全是损人而不利人的恶作剧。要知道,当时我们才十五六岁,正是顽皮的时候,不足深责的。
少年的天真、活泼、顽皮,在这里表现得充分无遗,假若季羡林能以这种心态度过他的青春岁月,呈现在我们今天面前的,将会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可惜,那只是短暂的返璞归真。须知,这是在济南城,不是在老家官庄,这是寄身于叔父的家,不是依偎在自己父母的膝下,环境变了,季羡林的个性也随之发生改变。怎么变?朝哪一方向变?季羡林晚年总结,他说:从我小时候的作风看,我本是一个外向的人,然而,后来怎么就转成了内向呢?这个问题,过去从未细想,现在回顾在济南那段生活,忽然有所感触,也就顺便给它一个解答。我认为,“三字经”中有两句话:“性相近,习相远”,可以作为参考,古人说得对,“习”是能改造“性”的。我六岁离开父母,童心的发展在无形中受到了阻碍。试想,我能躺在一个父母之外的人的怀抱中,撒娇打滚吗?不,不能,这是难以想像的。叔父当然对我好,但他“望子成龙”,要求十分严格。课余除了抓学习,还是抓学习,偶尔有一点示爱,比如给我从乡下带回几只小免,也让人感到距离,那种只能身感,不能言传的距离。说到婶母,我不能说她虐待我,那样说不真实;但在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歧视,在她可能是不经意,在我却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叔父有个女儿,我叫作秋妹的,她和我的待遇明显不一样。比如说,做衣服,有时就给她做,不给我做。偏心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实事求是地说,拿一个母亲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叔婶,本来就是不现实的。话又说回来,要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有大人的开通,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两件,我也许不放在心上,三件四件五件,经得多了,难免潜移默化,影响到自己的价值取向以至性情。
季羡林的终生遗憾,是在母亲去世之前,整整八年,他没有回家看望一次。八年啊,八年!这期间,他读完初中,上高中,停学一年,再读,娶妻,生女,高中毕业,上大学,寒暑假回济南……如此漫长的过程,如此曲折精彩的变化,竟然没有抽出一些日子,回家看看。季羡林事后捶胸顿足,懊悔不迭,可以说,他一辈子浸泡在悔恨里。
终生遗憾,应该还有婚姻。且慢,季羡林在《寸草心》中,不是对妻子评价很高吗?请看他文章开头的叙述:“我因为是季家的独根独苗,身上负有传宗接代的重大任务,所以十八岁就结了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不在话下。德华长我四岁。对我们家来说,她真正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辈子勤勤恳恳,有时候还要含辛茹苦。上有公婆,下有稚子,丈夫十几年不在家;公公又极难侍候,家里又穷,经济朝不保夕。在这些年,她究竟受了多少苦,她只是偶尔对我流露一点,我实在说不清楚。”注意,这里说的是妻子的为人,那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也正因为这一点,季羡林对她十分敬重。敬重是一回事,疏离隔膜又是一回事。不信,再请看下列事实:季羡林1929年结婚,次年离家上清华,1934年毕业,回济南教书,1935年赴德,一去就是11个春秋。1946年回国,进北大,按说,他应该把家属接来同住的,那时一没有户口障碍,二没有经济之虞,但是———他没有!直到1962年,德华才迁来北京。算算看,从结婚到再度聚首,夫妻分居竟长达31年!
人生有憾,至少是不完满。朱光潜先生说:“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像的田地。”季先生是大明白人,对一切早已参透,所以他有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不完满才是人生”。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与概括,正确的两项是( )( )(5分)
A.文章第二段写季羡林少年时期在到邮局取书时把铜钱放铁轨上让火车轧,目的是为了说明他是一个“损己而不利人”的捣蛋鬼。
B.作者评价季羡林先生如果一直保持天真、活泼、顽皮的性格,就会成为另外一种“形象”,不能成就今天人生辉煌。
C.童年时期的季羡林生活在济南城叔父家中,不是依偎在父母的身边,环境的改变,使季羡林的个性也随着发生了改变。
D.婶母对自己亲生女儿的偏心对季羡林的价值取向以至性情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季老对此耿耿于怀。
E.季羡林与妻子一生分多聚少,晚年回忆中季羡林对贤妻良母的妻子怀有深深的敬重和愧疚之情。
(2)季羡林的人生遗憾有哪些?请根据文意简要概括。(6分)
(3)简要分析文章第三段在全文结构上有何作用?(6分)
(4)文章最后引用朱光潜先生的话和季老先生的一篇散文随笔的题目结尾有何作用?朱光潜先生的话和季老的“不完满才是人生”对你有何启发?请简要探究一下。(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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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 徘徊在人生的空地上 周国平 近来,我闲读《论语》这一部圣人之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然而,作为儒家始祖的孔子,其实对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这两个方面,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成器,即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说他没有出息,这是很忌讳的。孔子却坦然地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所专长,他听了之后自嘲说,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吧。 其实,孔子对读书人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学术的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又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有一回,孔子与他的几个学生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和公西华一起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其余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只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时节,换季的春服穿上了身,约上五六个青年人,六七个少年人,在沂水里洗一洗,在舞雩坛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啊!”圣人这一叹,活脱脱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为“圣叹”,以志纪念。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洒脱自在,岂非胜似一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的范围。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的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的。“邦无道”时,能逃就逃,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会装傻更妙(“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要你把右脸也送过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说,应该是用公正同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信”是他亲自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要害是那两个“必”,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这位老先生惹火了。他还反对遇事过分谨慎。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够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我们可以放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一点不洒脱呢? (本文略有删改) 1.文章是从哪几个方面来阐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的? 2.依据全文的内容,用自己的话概括“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的内涵。 3.文中第五段“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的含义是什么? 4.文中列举的孔子的哪些观点能够说明“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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