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赠人获贵重遗赠物是否受扶养时间长短限制

    【案情】

    徐德华，女，1916年出生，未曾生育，有一养女（任德如，其夫二哥之女，1997年去世）和一继女（任秋莲，其夫与前妻所生，1996年去世）。2002年4月28日，徐德华与丰城市某居委会签订了一份《遗赠供养协议》并办理了公证手续。双方约定：徐德华去世之后将一栋200余平方米的老宅赠给居委会，居委会为徐德华养老送终。签协议后，居委会为徐德华雇请了保姆，帮助照料她的生活起居和进行言语交流。当年9月，徐德华离世，居委会按当地习俗为徐德华举行了葬礼，随后接管了老宅并对外出租收取租金。2009年以来，任德如、任秋莲的儿女多次找到居委会，要求将老宅归还，居委会以与徐德华签定了遗赠供养协议为由拒绝归还。2011年2月，任德如和任秋莲的儿女共同将居委会诉上法庭，认为居委会对老人的赡养时间过短，获赠如此高额的房产不合情理，请求法院撤销徐德华和居委会所签订的协议。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徐德华与居委会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时已86岁高龄，按照人类生长、死亡规律，其有生之年显然不会太长，与遗赠之物价值相比，扶养成本过高，有悖民法公平原则，何况徐德华在签协议之后仅生存了5月之久。第二种意见认为，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受赠人取得遗赠之物的条件就是遗赠人已发生死亡的事实，而没有规定遗赠人的“最高年龄”以及受赠人的“最低扶养年限” 无论遗赠之物价值大与小、扶养时间长与短，都不影响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一、遗赠扶养协议中的受赠人在财产继承中具有优先受偿权。我国《继承法》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清楚表明，如果财产继承是多种继承方式并存，应当首先执行遗赠扶养协议，其次是遗嘱继承和遗赠，最后才是法定继承。只要受赠人按照协议约定对遗赠人履行了应尽义务，受赠人就可以接受遗赠之物，而不受其他继承人对抗或排斥。

    二、遗赠扶养协议蕴藏了敬老爱老、扶弱济困的中华传统美德。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案例表明受赠人是出于对社会道德观的崇尚、完美精神境界的追求和社会责任的担当而与遗赠人订立扶养协议，并非都以物质条件为前提。遗赠之物不是劳动报酬，否则遗赠扶养协议则被商品化，这有悖我国道德价值观。可见，遗赠与扶养之间不存在互为条件关系，扶养是对美德的继承，遗赠则是对扶养的补偿，不能把遗赠与扶养对等起来。

    三、用公平性原则来评判遗赠扶养协议缺乏科学性。扶养不只限于受赠人对遗赠人生活上的照顾和安排，还包括了受赠人的感情投入给遗赠人带来情感需求，前者作为付出的劳动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价值，但后者则不能，何况受赠人不能意料遗赠人寿命长短。通常情况下，遗赠人会选择最为亲近、最为信任和最为可靠的人或组织作为受赠对象，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所需。因此，用公平原则甚至站在道德高点来评判遗赠扶养协议既不科学，也不现实。

    四、遗赠扶养协议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规范和完善。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人口即将步入“老龄化”时代，“空窠”老人逐渐增多已经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其中“老有所养”问题尤为突出。要发挥遗赠扶养法律制度在养老事业中的作用，就要对其进行规范和完善，如对受赠人资格进行审查、增加协议内容的公开性与透明性、监督协议的履行以及对巨额遗赠物进行登记、评估、公证等，最大限度减少遗赠扶养协议纠纷的产生。

    （作者单位：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