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 影评?

匿名用户 8级

2012-01-01 回答

说来惭愧，“活着”这片子及其原著的名气都很大，我是久有耳闻的，但却一直没有看，甚至没有注意有关的评论或介绍。这女主人也有趣，她的本意是想让我看一些与文革有关的片子，把“霸王别姬”错记成这部片子了（其实“霸王别姬”我倒是看过的）。看完这片子的晚上，我忽然半夜里醒来，在黑暗中回想起这片子，得到一个确切的判断，那就是这片子的重心其实不是描写文革的。第二天与那女主人说起，她不能同意，坚持她的理解是这片子写的就是文革里一个小人物挣扎求存的故事。回来我后在网上搜了一下人们对这片子的评论，惊奇地发现大家对原著余华的小说的理解，是我对电影的理解；而对电影的理解，却是那女主人的理解。但我觉得我的理解应该是对的。我对电影的接触很纯粹，事先既没有看过小说，也不知道人们对它的评价，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来看这电影。看电影时我就觉得这电影不是写文革，但也不是我们通常听到“活着”这词会想到的“好死不赖活”的含义，但到底是想说什么，则要到半夜里醒来的时候才忽然想通。这是我对艺术作品最通常的感受方式，直觉起着作用，所以我觉得自己的理解没有问题。

在我的理解中，这片子的重心其实是表达一种人类延续生命的韧力。文革之类的事件，只是作为一种历史背景介入到片子之中，是一种“假定情境”而已。对于“假定情境”来说，它可以是假的（就像昨天的电邮中谈到过的童话，还有武侠小说等等这类浪漫主义的作品，它们所设计的情境都必然是假的，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也可以是真的，真假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要为艺术作品要塑造的人物、要表达的思想提供一个舞台或载体。像人类延续生命的韧力这样的主题，乃是任何一个社会都能表达，也有需要去表达的思想，只不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会有不同的假定情境而已。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文革当然是最便利的一个背景。其实，这片子也并不仅仅描写了文革，最初的时候是民国时期，福贵也经历了两个人生阶段（二世祖的赌徒阶段、战争中的小兵阶段），这一段时期的描写也很详细（与其时间占人物的整个人生长度的比例是相称的）。如果说这片子是为了写文革，这一段时期是不必写得那么详细的。但我觉得这片子并非要写文革，而是写福贵这个人物，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柔软地适应着外界环境的变化，顽强地追求生命的延续。作为一个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他不同的人生阶段必然深深地打上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烙印，文革也不过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烙印而已。

当然，文革是一个重要的时期。那是一个特别荒唐，也特别残忍的年代。但我总觉得片子的重心不在于反映或讽刺这年代的荒唐或残忍，而这样的“假定情景”最有利于营造出一个“极限情景”，把主题“逼”出来。

在看片子的时候，我常常想，福贵他们到底相信不相信文革？有时我觉得他们相信，有时我觉得他们不相信。相信的地方就不多说了，因为他们都很积极地配合，连表达爱意、举行婚礼都是很典型的“文革式”的。但不相信的地方也很多，只是表达得很微妙而已。如他们一再地努力保留皮影戏的道具，也许他们只是出于热爱这项传统艺术的天性，于是不自觉地（而非有意识地）与文革那种反传统、反艺术的本质有着矛盾与冲突。又如他们对于区长春生、镇长都被打成走资派的态度，更是明显与文革的反人性、疯狂的状态相去甚远。他们显然并不相信这些人会是走资派，也就并不见得对文革是那么由衷地相信，至少反映了他们并不认为文革的一切都是对的。又如在福贵的女儿生孩子时，她的丈夫作为工人阶级的进步分子，利用特权把医学教授从牛棚中领出来，说明他内心深处并不相信这些人是“牛鬼蛇神”，反而是非常崇敬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甚至那些医院里的年轻女红卫兵，在病人大出血而惊慌失措时，也承认被他们打击侮辱的医学教授才是真正懂的人。其实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没有疯，没有真正地相信自己和别人所说所做的事，没有真正地相信文革。

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一种心理状态呢？我的感觉是，以福贵为代表，对他来说，关于文革并没有相信或不相信可言。他既相信，也不相信，重要的不在于信不信，因为这不是他的信仰，他的追求。他的信仰，他的追求是“活着”。他必须表现出相信，表现出配合，才能在那个环境里生存。至于实际的情况，应该是无所谓信，也无所谓不信。

这使我想起“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对于“反清复明”的态度。他相信“反清复明”的宗旨吗？应该是无所谓信，也无所谓不信。在天地会，在陈近南面前的时候，他需要表现出相信以求生存；在清宫里，在康熙面前的时候，他需要表现出不相信，也是为了生存。也不能说他欺骗了陈近南或康熙，有时他在表现的同时，也受到感染，在某种时刻或某件事里他是真心地相信的。例如，杀鳌拜和对付吴三桂。尽管这两件事也有着要求生存的动机，但无可否认，他是真心地痛恨鳌拜和吴三桂的，但为什么痛恨？可不是因为他们有危及他的生存，这种痛恨本身是“反清复明”的观念的具体的衍生物，这里有一种随大流的因素在内。因为大家都这样痛恨他们，于是韦小宝也受到感染，跟着毫无道理地痛恨他们，尽管他实际上既不由衷地相信这种情绪背后的逻辑理念“反清复明”，他的生存也没有受到他们的威胁。或者，随大流本身也是一种基本的生存之道——做大多数人都做的事，拥有大多数人都有的感情，这是最安全的。

“活着”中的福贵等人，也有着类似于韦小宝的心理状态，这也是我觉得“活着”中对文革的描写重心不在于文革本身，而是提供一个假定情景，就像“反清复明”的理念在“鹿鼎记”中那样。当然，如果作为一个小主题或副主题，这未必不是描写的对象，但作为最主要的重心，“活着”才是。

从一个角度来看，福贵等人的信念，就像水一样没有固定的形态，随时适应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文革一类的历史阶段，对他们既可说有影响，也可说没有影响。打个比方，当文革的时候，相关的观念盛行时，就如同一个圆盆，于是盛在里面的水也就相应地现出“圆”的形状；当文革过去，相关的观念过去，就如同圆盆转成方盆，于是盛在里面的水就由“圆”变成“方”了。文革等历史阶段决定了福贵等人那个特定时代采取的“姿态”，但实际上不可能进入到他们的内心或灵魂的深处。

有两个场景是很能说明这一点的。其一，是福贵在片子中前后说了两段很相似的话。一段是他载着小儿子上学时说的小鸡大了变什么，又变什么，最后就是共产主义了。一段是片子最后的时候，他对外孙说小鸡长大了变什么，又变什么，最后日子越过越好。这两段话差不多是一样的，只是最后一句不同，之前是说共产主义实现了，之后就不提共产主义了，只说日子越过越好。这一方面是暗示着文革过去了，共产主义之类的话不再“流行”，不提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深刻的象征，显示福贵从来并不真正地相信什么共产主义，他相信的只是日子要过下去，最好当然是要越过越好。

另一个场景是福贵的女儿出嫁时，大家在外面唱革命歌曲作为庆贺。很多看片子的人认为片子在这里比原著小说本身更强调文革的色彩，偏离了原著的意旨。但我觉得这是误解。这一场景的重心并不在于这里，而在于后面福贵两夫妇在屋里谈话，家珍叹着这么多人为女儿唱歌，她却唱不出来。前面唱歌是为这一场景作反衬的。因为歌词中有大意为父母再亲不及毛主席亲之类的话，但这里的场景暗示出来的，却是父母对子女的关怀爱护，无论在多么荒唐的年代，以多么荒诞的形式，也要顽强地表现出来。之前还有一个场景，是家珍对女儿的夫婚夫说，她不需要什么，只需要婚嫁那天他多带些人来，搞得热闹一点，让女儿高兴。这也是类似的表达，是对于文革那个时代的反人性、灭伦常的特征的无声却强烈的否定。事实上，这片子处处洋溢着亲情、友情、爱情等人情，与一般以描写文革为重心的作品着力于刻画文革对这些伦常之情的毁灭，对人性的扭曲，完全是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判断这片子重心不在于描写文革的原因。文革只是一个外在的情景，“活着”的内核只是借这个外在的情景来表达，而不是被这外在的情景所决定。而“活着”的原动力，正是这些普通却顽强的人类之间通过血脉、交往而缔结起来的感情纽带。

所以我也觉得这里的“活着”并不是指“好死不如赖活”，不是纯粹地为了活着而活着。而是因为有这些感情的联结，一个人的活着，不仅仅是他个人在活着，也是因为他是其他人赖以活着的精神动力，而他又因别人的活着而活着。有了为别人而活，别人也因我而活的信念，这“活着”就不是“赖活”。

春生的故事特别能说明以上的两点（即文革不是描写的重心，以及活着不是指“好死不如赖活”）。片子并不着重于描写文革的批斗，包括对春生、对镇长的定性为走资派的过程，都没有细写，而这本来是最能反映文革对人情伦常的毁灭与扭曲的。片子着重写的，反而是福贵等人对他们的在精神上的理解与帮助。尤其是福贵的妻子家珍，本来因儿子之死而很痛恨春生的，始终不能原谅他，她最初说那句“你要记得你欠我家一条命”是充满了怨恨与报复之情的。但当她看到春生被迫害得意志崩溃，想自寻短见的时候，本来这是她最方便落井下石，报儿子之仇的时候，她却主动地表示和解，再重复那一句话也是因为了激发他求生的意志。这一场景里，普通人的博大与宽容，以及人与人之间普通而纯真的感情对“活着”的意志的激励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动容。文革那荒唐的岁月并没有腐蚀人性的光辉，没能冲垮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所联结起来而筑成的“活着”的意志。正因为人并不仅仅为了自己而“活着”，并不是孤独地在这世间挣扎求存，所以他们才能源源不断地从身边的人那里获得生存的意志与动力，没有轻易地被外在的一时的荒唐与残酷（不仅文革如此，之前的战争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