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好为祸”的启示

我们的祖先曾经将人的兴趣爱好视为“祸之媒”，并说“好船者溺；好骑者堕；君子各以所好为祸”。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古人的这句话，虽不免有失之偏颇之嫌，却又实在不能说全无道理。|||人生在世，情致所至，难免各有所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唱歌跳舞；集邮收藏，不胜枚举。作为一种兴趣爱好，作为一种休闲方式，既丰富了业余生活，又怡心养性陶冶了情操，实在无可厚非。然而，无规矩难成方圆，凡事都应有个度。倘若所“爱”不当；所“好”无度，势必为其所累，甚而至于演成祸患。在这方面，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众所周知，唐宣宗李怡（后改名李忱）是唐宪宗之子，唐敬宗、文宗、武宗的叔叔。李怡年轻的时候为了免受政治迫害，韬光养晦，故意装傻。唐武宗病危时，宦官们为了找个好控制的人当皇帝选择了李怡，没料到李怡改名李忱，一登皇位立即显出精明强干的一面。|||《资治通鉴》第249卷在他死后有评语曰：“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他是晚唐的一位难得的明君，直到唐朝灭亡，还有人思念歌咏他执政时的政治，可见其魅力之大。《资治通鉴》249卷这样记载：“乐工罗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晓音律，尤得宠。程恃恩暴横，以睚眦杀人，系京兆狱。诸乐工欲为之请，因上幸后苑奏乐，乃设虚坐，置琵琶，而罗拜于庭，且泣。上问其故，对曰：罗程负陛下，万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绝艺，不复得奉宴游矣！”大意就是——宫廷乐工罗程，善弹琵琶，武宗时已经得到宠幸。唐宣宗是个音乐爱好者，更加宠着罗程。罗程因此脾气大长，有人瞪他一眼，他竟将人杀死，京兆府于是将他逮捕入狱。罗程的同事们在一次音乐演奏会上，专门为罗程设一虚席，还放声大哭。唐宣宗问这些乐工为何哭泣，乐工们说：“罗程虽然罪该万死，但我们惋惜他的琵琶演奏天下无双，以后在宫廷演奏中再也听不到了！”唐宣宗说：“你们惋惜的是罗程的演技，我所珍惜的却是高祖、太宗的法度。”结果，罗程还是被判处死刑。唐宣宗很圆满的处理好了爱好与工作的关系，在自己喜欢的艺人肆意妄为的时候，他采取的是冷静理智的态度，很有些借鉴意义。|||兴趣爱好是否有益关键有三：一曰恰当；二曰适度；三曰决不因之丧志。所谓恰当是指所好务必高雅，有利于身心健康；所谓适度是指决不过分沉溺其中，将所好把握在一定范围一定限度。须知，业精于勤荒于嬉，不可因所好耽误了正事；所谓不因之丧志是指做人之要义在于奉献社会，沉溺于爱好不能自拔必然冲淡自我上进心，作为普通人不可不谨慎从事；倘若身为公仆那就更需警惕了，须提防别有用心者投其所好。传说战国时的鲁国丞相公仪休虽然平生好鱼，却对那些心术不正的行贿者保持高度警惕，一次次拒绝他们的所谓“授鱼”，堪称“好不演祸”的前车之鉴。|||写过《中国紫砂艺术》的陈传席却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说：“所谓癖者，大抵爱一物而不可自已；为得一物而至倾家荡产；为护一物，乃至投之以生命——待物尚且如此，况待友乎？然其能如此者，皆因深情所至也。”玩物，玩出了深情，能够以待物之心待人，自然不会锱铢必较。玩成癖者，可以算作玩出了一种学问，至于因为玩而容易丧的“志”，也许不是什么大志，历史上许多的有名望的大人物都有癖好，却也并没有因为爱好丧失了志向。唐太宗好玩鹞子，常常把玩不已。某日正玩，恰好宰相魏征来见，只好藏鹞于怀，单等着魏征走了才好避免宰相多舌。不料魏征舌长话多，久久不肯离去，可怜太宗生生闷死了怀中的鹞子。太宗不单单是有此好，他还好玩字帖，死了也要把王羲之的《兰亭序》陪葬，这样的一位君主可也并没有因为爱好耽误了正事，仍然成就了着名的“贞观之治”。|||兴趣爱好是人生的一道风景，偶做浏览可以愉悦身心，使生活充满光彩。然而即便是人间胜景也不可流连忘返，因为人生的要义乃在于脚踏实地不懈奋斗与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