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口中的＂含泪的批评家＂ 胡梦华叫板新诗之后
胡梦华在现代文学史上年纪轻轻便出人头地，与批评汪静之《蕙的风》不无关系，也与鲁迅讽刺胡梦华是“含泪的批评家”和“古衣冠小丈夫”不无关系。
《蕙的风》是青年诗人汪静之的一本新诗集，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爱情诗集，1922年8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上世纪20年代初，以汪静之等四人为代表的湖畔诗社专事爱情诗的写作，他们掀起了“五四”爱情诗写作的新高潮，写出了“五四”青年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向往与追求。朱自清称赞汪静之有诗歌的天才，“他的诗艺术虽有工拙，但多是性灵的流露”；胡适则说汪静之是其时那些少年诗人中最有希望的一个，“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周作人专门做《情诗》，指出汪静之《蕙的风》显示了情诗的精神，“所以见了《蕙的风》里‘放情的唱’，我们应该认为这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大都以一种挑战姿态直接抒写对异性的渴慕，比如汪静之诗歌中便有这样的句子:“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还有“一个和尚悔出家”等句。湖畔诗人的爱情觉醒和自我表现，堪与郁达夫小说的性爱描写比肩，“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骤雨似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发狂了。”(郭沫若)对于虚伪的封建礼教而言，湖畔诗人浓墨重彩抒写情爱，不啻是一种有力的反叛，所以他们的作品一发表就让保守派文人骇然。胡梦华就是比较激烈地反对爱情诗的代表。
胡梦华当年只有19岁，是南京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东南大学当时正是以吴宓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大本营，他们以1922年初创办的《学衡》杂志为阵地，指摘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模仿西人，仅得糟粕”，攻击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胡适等人是诡辩家、模仿家、功名之士、政客。以《学衡》为中心，在思想文化界形成了一个宣传复古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派别“学衡派”。
1922年10月24日，胡梦华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题为《读了〈蕙的风〉以后》的文章，尖锐批评汪静之的一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是有意挑拨人们的肉欲”，“是兽性的冲动之表现”，“是淫业的广告”。一石激起千层浪，针对胡梦华的批评，现代文坛纷争迭起。如章洪熙(即章衣萍)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周作人发表《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养真发表《诗中的道德》，与胡梦华展开论争。胡梦华接着撰写了《悲哀的青年——答章洪熙君》、《读了以后之辩护》、《文学与道德》等文进行反驳和答辩，进一步认为《蕙的风》恣意表现“罪恶”，以引诱人们“去做罪恶”，批评诗人“思想卑劣，情感弱露”，进而尖锐批评了整个新文学运动:“年来士气颓丧，未始非文风堕落之故；轻薄的文学，若不再施以严厉的批评，让他兴盛下去，实有亡国之忧。”同时，胡梦华不无失望地表示，“我对于悲哀的青年的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
胡梦华与诸人论战方酣时，鲁迅站了出来，以“风声”的笔名在1922年11月17日《晨报副刊》上发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针对胡梦华的主要观点，如看到“意中人”三字，马上就想到了《金瓶梅》；看到“和尚悔出家”，就认为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以及胡梦华含着“不可思议的眼泪”，恳求汪静之不要再写这类“堕落轻薄”、“有不道德的嫌疑”的作品这一个人立场，文辞犀利地认为胡是以“锻炼周纳”的手法陷人以罪，“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胡君的眼泪的确洒得非其地，非其时，未免万分可惜了”。在同年11月创作的历史小说《不周山》中，鲁迅还通过一个漫画式的形象顺手将胡梦华加以嘲讽。小说中，女娲炼石补天之后，她的两腿之间出现了一个“古衣冠小丈夫”，正捧着一条用青竹片刻成的奏折，上刻一段文言文:“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但女娲毫不在意，抽出一株烧着的大树就将那竹片烧了，吓得那位“古衣冠小丈夫”呜呜咽咽地哭。在《故事新编》的《序言》里，鲁迅坦承他笔下的这个“古衣冠小丈夫”其实就是影射批评《蕙的风》的胡梦华。鲁迅说，他创作《补天》的初衷是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解释“创造”(包括人和文学)的缘起，但中途停笔时，在报纸上看到了胡梦华对汪静之《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要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
此后，虽然胡梦华在《学灯》上连续发表辩护文章，但和鲁迅及新文化阵营相比，功力远远不够。这场论争的结果如汪静之所言，“鲁迅和周作人的文章出来之后，左右都不响了”。鲁迅通过杂文中“含泪的批评家”和小说中“古衣冠小丈夫”这两个形象，既保卫了新诗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传统，同时也将胡梦华打入了文学话语权的十八层地狱，难怪后世提及胡梦华均是一脸不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