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欧美现代诗歌的“自然形象”

关键字： 自然形象 “自然神圣” “自然之恶”
    本文使用“形象”一词，因其作用重大，特作一些说明。文学理论上的形象分析倾向于个别典型人物。而50年代比较文学中的一个分支形象学兴起后 “形象  ”一词被“泛化”了，与特定的国家，族或者某一类人等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名词联属，形成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如“美国形象”，“俄国形象”，“中国形象”，“留学生形象”等，这一形象的范围不限于人，它还可以包括风物，景物描述甚至观念和言词。总而言之，它是存在于作品中的相关的主观情感，思想意识和客观物像的总和 ，本来，形象学研究的重点，是形象背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差异和冲突的文本形式，它不从史实和现实统计资料出发去求证这些形象的象与不象，而是认为它只是一个幻象，由于不同民族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异，相互之间曲解，夸饰和想象实必然的，恒常的。本文则将“形象”从民族，国家的层面挪用到时代层面，而将不同国家民族放置于同一层面来看作家的在不同时代基于时代和个人原因对“自然” 这一客体的想象。??“自然形象”的概念也因此而来。在诗人的诗歌文本中，自然是一个想象的存在。“自然形象”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化的隐喻，折射着时代思潮和时代变迁的足迹。而“自然形象”的变异则能从整体上看出时代的变异。

    一、“自然神圣”时代的同声咏叹

    在浪漫主义诗人眼中，自然是神圣的。从湖畔派对自然的歌咏到后期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济慈对自然风物的迷醉乃至美国诗人惠特蔓的《草叶集》，自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清新，美好，是真，善、美的化身，是作为一个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假、丑、恶相对立而出现诗人安生立命的世界。湖畔派诗人对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失望，于是隐居在英国昆木兰湖区的湖畔，他们如同中国隐逸诗人陶渊名明一样，纵情山水，在湖光山色中抚慰自己被现实世界擦伤的灵魂。自然是他们的生命的憩园。湖畔派代表诗人主要有华兹华斯，骚塞，科勒律治，而在对自然的描写成就最高的当推华兹华斯。其代表作是《抒情歌谣集》，这也是湖畔派乃至浪漫主义诗歌流派的代表作。在这部诗集中，诗人对其所居住的湖区生活进行了细致的观察，让自己的身心完全沉浸入自然之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以一种神奇眼光来打量自然间的一草一木，从太阳，星光，月亮，海洋，森林到自然界的各种生灵，诗人都投以神圣的目光，以充满浓郁的诗情的句子将他们形诸笔端。他接受“泛神论”的影响，认为大自然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够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价值，启迪人的博爱精神。同是，法国启蒙主义代表之一的卢梭提出“反归自然”得便理论也使他深受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毁灭了人的天性，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的关系，只有重泛自然才能恢复人与人之间的淳朴关系。因此，他《抒情歌谣集》中有许多吟咏自然的名篇。如《致杜鹃》、《晚步》《十四行诗》中《在威斯敏斯特桥上作》，他的诗歌中充满对大自然的赞美，在他的笔下既有雄奇险峻的自然山水，又有宁静秀美的田园风光，他用恬淡素雅的笔触描绘出一副副清新秀丽的自然风物画并以此与丑恶的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与陶渊明不同的是认识始终有一种入世之心，对自然的尽情歌咏的同时诗人依然拂不去现实世界丑恶在心头的投影，他始终无法忘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不平和现实社会中人们的苦难，这使得诗人无法象真正忘却现实的隐者那样“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他在赞美自然陶醉于自然的同时依然有淡淡的忧郁。从某种意义上讲，湖畔派整体上都带着这种忧郁的色彩，后人称他们为“消极浪漫派”。

    华兹华斯代表作《在丁登寺旁》是描写自然的诗歌中不朽的名篇。丁登寺位于英国蒙茅斯郡风景秀丽的怀河谷。1793年诗人曾到这里游览，五年后诗人和妹妹多萝西一起游玩到此，风景依稀似旧年，诗人感触良深，眼前美丽的风景勾诗人的回忆??

    大自然对我就是一切/我实难描摹/我当时的情况。那喧响的瀑布/常引起我热烈的追求，那岩峭/那山岚，那幽深的树林/他们的雄姿秀色对于我曾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感情和爱/它必须从沉思冥想中得来/也不必靠视觉以外的探求/……

    在诗人笔下自然已经不是客观的自然，而是一个熔铸了诗人感情汁液的梦幻般的所在，在这样的自然的怀抱中，诗人已经物我两忘 。在诗人眼中自然以淳朴清新的气息与资本主义粉饰的扭曲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然不再是自然，而是被诗人当作理想的化身，看成一种有感觉、有思想、有语言的存在。它与人的精神世界息息相通融为一体：
……我欣喜地在自然/和感觉的语言中看到了/我最纯净的思想的寄托，我心灵的/保姆、向导和守护人，我所有善良的/本质的精神……

    诗人自称是“自然的永恒的崇拜者”他忘情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兴奋地欢呼——

    ……钟爱草原、森林和山岗/钟爱我们从这绿色的大地上/能看到的一切；这由眼、耳外感受到的/整个美妙的世界……

    《丁登寺旁》写自然的美又不停留在自然的外在美的歌颂上，而是把对自然的歌颂和对人的思想感情的书写结合起来，做到情景的交融因而诗意含蓄、隽永。

    在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眼中自然是神圣的，有着人的思想、感情和灵性，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既带有原初的意味代表着童贞、纯洁、本真、真质而成为诗人逃避现实扭曲的资本主义人际关系的灵魂的避难所，同时自然又因为其映照着资本主义的丑恶从而成为诗人的理想国，同陶渊明的隐逸不同，陶是看透了官场的黑暗而选取了一种出世的人生态度，隐逸成为了他的一中生命范式田园诗的写作和对自然的咏叹成为他的生命方式或者说是他的存在方式。自然在诗人眼中仅仅作为一种审美客体而存在，固然自然也是诗人灵魂的避难所，但是在审视自然的时候，诗人的审美态度是无功利的，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近乎白描似的手法来勾勒自然的真貌。诗人的审美方式是以主体融入客体的方式进行的，即“物化”诗人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让主体主动地融入客体，与客体合一，主体被客体同化、消解。而消极浪漫主义诗人则采取了相反的审美态度，即在审视自然的时候，诗人采取的不是消极的融入，而是将主体的情思透射在客体上，让客体——自然带让强烈的主体色彩。在客体的身上了强烈的主体性——包括主体的情思、主体的意志主体的个性特征等。诗人表面上是出世的，隐逸在英国的宗法制下的农村，在昆木兰湖区的一角，沉醉于自然，流连于湖光山色吟咏自然，然而他们这种态度无非是一种不合作的反叛姿态，他们并不能真正将自然做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场所，将沉醉自然作为自己的生命范式，他们依然在观望着与自然相对立的那个世界。他们无力改变那个世界而是通过吟咏自然来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希望退回宗法制的社会，而原因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出路。因此他们笔下的自然已经理想化，被他们梦幻的情思渲染过，变得美好、神圣，因为自然就是他们的理想，另一方面，由于斯宾若莎“泛神论”的影响，自然在他们心中有了生命，有了人的灵性人的情感、意志和人的思想。所以在描绘自然的时候，往往将自然人化，使自然具有了人格，自然因此神圣起来。

    雪莱的抒情诗歌很大一部分是描绘自然的，如《西风颂》、《致云雀》、〈含羞草〉等,雪莱对自然十分熟悉,几乎写遍了大自然的风花雪月.他以自然为题材的抒情诗歌用一种梦幻的笔调并用种种神奇的比喻来借描写自然来抒写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蓝图。同消极浪漫主义一样，雪莱也是将自然看作自己理想的园地，但是二者的基调是迥异的。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看到的是自然原始的没有被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所触及的作为宗法制农村的组成部分的自然的自守，恬淡，与世无争，有逃避现实的害怕斗争的倾向，而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则看到的是自然生气勃勃的一面，看到自然遵循宇宙规律的运行，万物的枯荣交替，生生不已，于是自然也成为诗人力量的源泉，诗人从自然中的运行规律得到启发来审视社会，发现社会改造规律，获得改造社会构造理想社会的信心。在《西风颂》里诗人对自然界的西风进行了歌颂后指出”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名句曾鼓舞了一代人为社会改造作斗争，成为英国乃至西欧描绘自然的不可多得的名篇，表现了一种高昂的战斗精神。

    在《西风颂》作者对自然界的一种自然现象——西风进行了尽情的歌咏。——“哦，狂野的西风，秋之实体的气息/由于你无形无影的出现，万木萧疏/似鬼魅逃避驱魔巫师，焉黄，皴黑”在诗人笔下，自然界的客观物象有了人格，具有人的狂野和力度，赋予无生命的自然现象以人的精神，诗人继续歌咏这种力度“不羁的精灵，你啊，你到处运行/你破坏，你也保存，听，哦，听”西风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凸现“从你那雄浑磅礴的氛围，将迸发/黑色的雨、火、冰雹；哦，听啊！”在这里西风如同宇宙中的一位威力无比的真神，他破坏一切，建构一切，他自由无形，无形而不羁，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正是诗人自我精神的投射“分享你雄强的脉搏，自由不羁/仅次于，哦，仅次于不可控制的你/我若能象少年时，作为伴侣”诗人羡慕这自然的伟力并希望借助自然之力来强大自我“向你苦苦祈求。哦，快把我扬起/就象你扬起的波浪、浮云、落叶！/我倾覆于人生的荆棘！我在流血！”对西风的力量的渴求“岁月的重负压制着的这一个太象你/象你一样，骄傲，不驯，而且敏捷”诗人从西风的伟力里吸取了力量，对未来发出振聋发聩的宣言：“让预言的号角奏鸣！哦，风啊/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眼中自然成为一种破坏性的伟力的代名词，是诗人主体力量的投射，寄托着诗人改造社会的理想，到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眼中,自然更是作为诗人的一种吟咏对象被神圣化，成为民主的象征。诗人以自然界的草叶入诗,以草叶来比喻普通的大众,通过歌颂草叶平凡,韧性和顽强的生命力. 诗人多次提出，他所以把诗集取名为“草叶集”，就因为草叶象征一切平凡普通的东西和平凡普通的人。纵观《草叶集》，我们发现这300多首诗中贯穿了一条主线，即诗人的民主精神。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决定了诗人对具体事物的立场和态度。　也正因为这种民主精神，诗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人类之爱”，并以乐观主义的笔触描写大自然，意气风发地歌唱人，歌唱人生。这种人道主义的思想意识说到底也正是他民主精神的反映。
综观19世纪的诗歌中的自然的形象风貌，自然成为理想的化身，自然以其纯洁、原初的风貌成为诗人灵魂的栖息地，他们对自然的描写形成一套形象系统——自然神圣。而到了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半叶，自然由神圣走向了“恶”诗人们由“同声吟唱”走向了“齐声诅咒”。

    二、“自然之恶”时代的“齐声诅咒”

    开创“自然之恶”的形象体系的诗人是现代派文学的远祖——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1857年诗人发表了震惊法国诗坛的诗集《恶之花》，诗歌以一种独特的审丑为美的诗歌美学风貌颠覆了法国传统诗歌美学体系，凭借自由不羁的独特心灵诗人发掘自然、社会、宇宙乃至人的心灵世界之恶的风景，一时被人称为“恶魔诗人”。波德莱尔把心理学的“通感”引入诗歌，扩大了诗歌领域，使得诗歌的表现力得到了大大增强。随后的现代派诗人继承了波德莱尔的诗歌美学和创作技艺，将“恶之自然”进行竭力的渲染表现。
在浪漫主义诗歌时代，受斯宾若莎“泛神论”哲学的影响，诗人将自然万物看作众神，他们同人类一样，有灵性和情感，是美的化身，是上帝的具形。现代派诗人则处于尼采哲学盛行的时代，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他《作为意志的表象》一书中指出，自然只是现象，意志才是本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的本质也是意志。他认为在盲目的意志的统治下，自然界就是“不断地相互吞食”的，人类历史不过是无耻的屠杀和欺压。在他眼中自然已经完全失去了19世纪浪漫主义时代中诗人笔下的诗意和美感，自然是罪恶的化身。现代派诗歌强调表现内心，开掘一个广阔的“内世界”，他们所谓的内心是现代心理学（主要是拂洛伊德心理学）所阐释的“内心”，一颗以本能、反理性为主导的变化多端、异常复杂的心。同时这颗心又是诗人们被社会现实损害的心灵。“帝国主义的腐朽本质带给西方社会巨大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恐慌，劳资冲突，核恐怖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在一般说来既敏感又正直的作家心里必然造成严重的创伤，产生巨大的怀疑”①

    如果说19世纪消极浪漫主义诗人在厌恶资本主义文明和丑恶的社会现实的时候还可以以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来逃避资本主义关系，隐居在未被“文明化”的乡村一隅与自然为乐，那么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侵入了乡村，原始的农村的宗法制体系被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渐渐取代了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关系，同时，原子弹的发明，核武器的威力使得核恐怖笼罩着整个世界，包括乡村的上空，自然在诗人眼中不再是灵魂包括肉体的避难所，不安、恐惧、无助渗透在自然的每一片草叶之上，甚至每一团空气，每一缕清风之中，目睹了文明的被破坏，敏感的诗人更能感受到这种深切的来自灵魂深处的“惘惘的威胁”②，“时代已经在破坏之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种深切的不安，恐惧而又无可遁逃、正如里尔克在《杜若伊哀歌》中所表达的“呵！何处是故乡”的那种无处藏身的感觉使得诗人看待自然的眼光带上强烈的主观色彩——恐惧，厌恶，疲惫，对自然的美丽熟视无睹或者说自然的美在诗人的心灵之镜发生了折射，变形，走向了另一端——恶。

    许多现代派诗人在诗歌理论中提到“自然恶”的审美心理变异现象。如殴文。豪在《文学艺术中的现代性》中指出“在现代派笔下，大自然消失了，它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自在物，而是成为人物意识的象征。”如果说浪漫主义时代的“自然”具有自然和主体精神的双重意义，那么现代主义时代的“自然”形象中，自然本身的审美价值已经被取消，代之的是强烈主体意识，自然是主体虚幻的形象，带有几分荒诞、异化色彩。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王尔德和波德莱尔更是走向了一个极端，完全否定了自然的美——自然是丑的，恶的，只有人工（艺术）才是美的。波德莱尔认为“一个艺术家的首要任务……是向自然抗议”指出了现代派诗人对自然的审美态度。王尔德认为“艺术不是自然的镜子，而是对自然的抗争。”社会心理和诗人的艺术主张共同促成了现代主义诗歌中自然形象系统的改变。

    在现代派诗人笔下，自然失去了它的神圣色彩，失去了被浪漫主义诗人反复吟唱的灵性，甚至连自然本身的面目都无法保持，自然的面目在浸透着诗人强烈的主观情绪的笔端变得狰狞，肮脏，恶心，现代派诗人也赋予“自然”以人的情感，将自然人化，但这种人格是负面的。

    英国诗人狄兰。托麦斯在诗歌中表现他的“自然”——天空不过是一块尸布，地球不过是柴炭和灰烬的混合物，风景用自己的线条表明自己是一具巨大的尸体。“自然”形象体系变得丑恶无比，令人要掩鼻而逃，这显然不是自然的真实风貌，是诗人厌恶的情绪的物化，诗人通过扭曲“自然”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如现代派远祖之一的法国前期象征派诗人兰坡笔下的自然——“当我随着冷漠的河川随流而下……”“从此我沐浴在大海的诗篇/银海映星花，吞蔚蓝/在那里，时而有沉思的溺水者出现/漂浮的尸体既苍白又怡然”在诗人笔下河川失去了它的活力，“冷漠”而毫无生气与热情，在浪漫主义诗人笔下做为大自然威力的象征汹涌澎湃的大海“漂浮的尸体，既苍白又怡然”好无美感，令人无端地感到恶心和恐怖。那象征着光明和希望，热情和理想的化身的太阳“带着令人恐怖的斑点/长长的光线映入水中宛如凝血”诗人借醉汉的眼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情景，全诗几乎就由一个个纷乱、模糊的幻影串联而成。诗人的反抗精神，诗人厌恶显示，渴望自由的浪游心情全部展露在在诗歌中那些反常规的，荒诞的意象群中。

    从后期象征主义有分化出几个诗歌流派，意象派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诗歌流派。在意象派诗人休姆笔下自然景观又如何呢——“周围是惆怅的星星/面色苍白，有如城里的孩童”灿烂的星光呈现出病态感，意象派的另一个成员威廉斯的《春天及一切》中“下面是枯死的褐色叶子/脱尽叶子的藤蔓——春天本来是个生机盎然的季节，万物萌发，但是诗人眼中，春天毫无生机活力，是萧条的落寞的枯萎的“外表毫无生气，发呆的/春天慢吞吞地来了”在常人的眼中，春天是轻快的，明净的，朗润而饱满，可是在诗人笔下春天完全是个病怏怏的样子.

    比利时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维哈尔伦笔下的”自然”主要是原野意象,这个意象也是晦涩的”这是原野,这是仅只/徘徊着恐怖与哀怨的原野”哀怨与恐怖奠定了原野的审美基调,这样的原野同样是毫无生命活力的””这是原野,广大的/在残喘着的原野”,甚至在视觉中也是干涩的质地”象厌嫌一般悠久而无光泽的原野”连照射在身上的阳光也是不健康的”阳光象饥谨似的”在歌中另一则诗,”绿的金雀花投射出憎恶/在无情的荆棘里””无言的妒忌的金雀花/在山谷里,在沙地上/象忧怨似的郁结着/又野蛮地沉默着”附与自然界的草木以人的情感,人的爱憎,给金雀化以人格,但是这种人格是恶的”妒忌的金雀花”,本来”草木本无情”但诗人将其情绪投射在这无辜的自然草木之上,诗人恶自然,实际上是恶社会,恶人类居住其上的社会.

    T.S艾略特的诗歌主张”非个人化”将个人情感转换为非个人化,认为诗人应该找到”思想的情感对应物”运用”客观对应物”把各种情感意象搭配在一起表达诗人复杂的情绪.在诗人实现自己的主张,在其第一节中——“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和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芽”作为一个时令的四月在诗人眼中是恶的—“残忍”.植物和动物也是无生命的”枯死的树没有遮荫.蟋蟀的声音也使人不放心/焦石间没有流水的声音”整个一切都是死气沉沉,毫无生机可言的.甚至蟋蟀的歌声也让诗人感觉”不放心”,流露出了现代主义诗人那种对社会文明被破坏的”惘惘的威胁”,”不放心”是现代派诗人对西方现代社会大众对宗教信仰的减弱,对科学真理的怀疑,对传统价值的动摇的现代情绪的折射.

    在第三节中诗人对大海的描写”望着光亮的中心看时,是一片寂静/荒凉而空虚的是那大海””在中”山上甚至连寂寞也不存在/只有鲜红阴冷的脸在冷笑咆哮”大海是荒凉而空虚的,山是阴冷的,冷笑的令人毛骨悚然,这样的描绘在浪漫主义诗人的文本中决对不会出现,在象征主义诗人笔下从来就没有浪漫主义诗人的宏伟壮丽,一切自然物都是”恶”的,漂着尸体的海洋,饥谨的太阳,妒忌的金雀花,残忍的四月,阴冷的山,毫无生机的春天,哀怨而恐怖的原野,自然成了一个人人欲逃离的场所,肮脏,恶心,狠毒,萎靡,-----这就是现代派诗人笔下的自然的形象面貌,同浪漫主义诗人笔下的自然形象系统—-灵魂的栖息地,理想国截然相反.

    三.结语

    自然形象在两代---浪漫主义诗人和现代派诗人的诗作中相成”神圣”与”恶”两大系统,其原因有二,一是外部原因,即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思潮包括哲学心理学的发展,其二是诗歌内部各因素的发展.从波德莱尔到艾略特形成了现代派诗歌的系统化的诗论主张,诗人遵循这些技巧写作,形成独特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