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宓致林语堂的一封信

一

老《万象》的老板平襟亚出过一部《作家书简》，全部手迹影印。因正值天翻地覆之际，虽然印数不少，却未能广泛流传。近日有人以此书为母本，略作增删，加上些文字，编了一本《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张泽贤著，上海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其价值在于复制原书图影，使一 般读者能一睹这些难得一见的手札；不足的是，无论是点校排印，还是解释评析，都存在大量硬伤。例如，其中所收吴宓的一封信，仅过录一遍，错误就不下五六处。现对照图影，重新校订如下：

《徐志摩与雪莱》一文，本嫌过于自赞，引诗句太多，乃承登出，而尊作按语尤极通妥，甚感甚感。前函言正在撰作评尊作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ｍｙ ｐｅｏｐｌｅ一文云云，乃以近日清华校潮鼓荡，居处不宁（弟向住校内），兼以他故，致未作出，然意思已完具，不久定必写出就正也。其他拟作之文，题材均有，当照日前××先生复示所指示者，一一依序作出，随时寄上。至《人生问题大纲》，已二次刊登，退回不登，弟决无微憾。钱钟书君由牛津函言，曾作《吴宓诗集》介绍短文，系广告式，寄交尊处，求刊布云云。按十二期文前，登有中华书局广告半面。中以《吴宓诗集》居首，读者已尽知。倘再介绍，反成蛇足。况拙作能于中，与世之读者相见，已引为大幸，而弟所希望与兄之文学的合作，最好无形迹（不见之于文字，不使一般人注意及之）、无勉强（即弟作文之立意遣词完全由我，不稍事揣摩，而兄对于吾稿之舍取增删，亦完全由自己，不稍事迁就。如此方好）。今诗集在他处亦不乏介绍之文矣，故私意钱君钟书之介绍广告，直以不登为是。弟昔在《学衡》中，于同人之私的方面，亦限制极严，中国老话“公事公办”，即谓“应客观之事，当以客观办之”也。弟朋友中，有以下诸君，平日甚佩服其人，似可请其为投稿。（１）梁宗岱（北平），（２）陈逵（杭州），（３）周煦良（暨南）、孙大雨（暨南），（４）景昌极（南京中央大学）。外若铢庵，亦契友，已屡见其稿矣。

此候 日安 宓顿首

二

《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中称，此信“不知写于何年何月何日，更不知写给何人”，又猜测是写给陶亢德的。这一猜测还不算太离谱，陶亢德当时正和林语堂一起办《宇宙风》杂志，信中的“××先生”，极有可能是他。但信无疑是写给林语堂本人的，因为里面明确写有“尊作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ｍｙ ｐｅｏｐｌｅ”（《吾国吾民》）。

吴宓《徐志摩与雪莱》一文，于１９３６年３月１日发表在《宇宙风》第十二期上。所谓“尊作按语”，即指文前六百余字的“语堂案”。按语开头说：“雨僧此篇悼志摩亦所以自悼，过于坦白，吾知其必为刻薄者所诟病。然吾深知雨僧，宁可使其真坦白，不可使其为假雨僧。”结尾又说：“雨僧以白璧德信徒而侃谈恋爱，城中刻薄鬼，乡下闲谈婆闻之，自必如拾至宝，搬嘴弄舌诟谇之以为乐。雨僧自知不懂世故，嘱我看看此稿，有无于己不利；我仍把他发表，不怕乡下婆闲谈也。惟我近日已‘学乖’，作文战战兢兢，雨僧亦能稍懂世故，与我‘学乖’乎？”吴宓一向“过于坦白”，关于自己的恋爱和苦恼逢人便说，又写诗撰文，公诸于世。这不仅没有赢得多少同情，反而招来刻薄的批评和闲话。看到林语堂这样的按语，他自然觉得“尤极通妥”。

吴宓与林语堂早在留学美国时，就已相识。《吴宓日记》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９日写道：“林君人极聪敏，惟沉溺于白话文学一流，未能成为同志也。”虽然道不同、志不合，从日记上看，两人当时还是有一定的“社交”来往。只是回国之后，各自忙碌，好多年都没有接触。吴宓的文章是怎么交给林语堂，发在《宇宙风》上的？这封信又是何时写的？《吴宓日记》１９３４年１月１日至１９３６年７月１日的部分遗失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有１９３６年８月４日的记载：“晨，函（英文）林语堂，送其出国。以评文未能作成，深致歉忱。”这里的“评文”，当是信中提及“正在撰作评尊作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ｍｙ ｐｅｏｐｌｅ一文”。此文后来似乎是不了了之。

这封信里还提到另一篇投给林语堂的稿件：“至《人生问题大纲》，已二次刊登，退回不登，弟决无微憾。”查该文１９３５年８月曾刊于《清华周刊》第十卷第六号，１９３６年５月１５日又刊于《人物月刊》创刊号。所谓“已二次刊登”，说明写信的时间应该在第二次发表之后。与日记合而观之，大致可以确定，这封信是写于１９３６年５月１５日至１９３６年７月１日之间。

三

吴宓信中还谈到钱钟书为《吴宓诗集》写的一篇书评。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钟书声辩》一书，曾提供一条线索。钱钟书于１９３５年《吴宓诗集》出版之际，即收到出版者中华书局的赠书，并有复函：“敬启者：奉到惠寄吴雨僧先生诗集，感谢无既。已为《人间世》作文介绍。专此复谢，即颂大安。此上中华书局编译所，钱钟书顿首，七月三十一日。”《人间世》也是林语堂编的，曾于１９３５年６月５日的第二十九期上刊登钱钟书的《不够知己》书评，此后并无《吴宓诗集》书评。有人怀疑这篇书评是否真的写了，因为钱钟书给中华书局回信时，正忙于结婚、出国等事宜。吴宓致林语堂的信说的明白：“钱钟书君由牛津函言，曾作《吴宓诗集》介绍短文，系广告式，寄交尊处，求刊布云云。”可见，他当时的确写过一篇书评投寄林语堂处，一直没有消息，到牛津后还惦记此事，写信给吴宓谈起。吴宓致林语堂信中，对于这篇书评的态度却耐人寻味。

吴宓对钱钟书的学识与才华极为欣赏，《吴宓诗集》中就附录了好几首钱钟书的诗。但两人性格不同，处事作风迥异，属于“尊而不亲”一类。钱钟书在清华外文系读书时，较亲近的老师是温源宁和叶公超，而吴宓与温、叶二人的关系并不好。特别是温源宁１９３４年在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ｉｔｉｃ七卷四号上发表Ｍｒ． Ｗｕ Ｍｉ，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ａｎｄ ａ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一文，吴宓一直耿耿于怀。得知有人以为他会认同该文，并引为知己，吴宓十分反感，在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８日的日记里写道：“呜呼，温源宁一刻薄小人耳，纵多读书，少为正论。”有意思的是，该文初刊时未署名，许多读者疑为钱钟书所作。这使他不得不写下一首七绝来辩白：“褚先生莫误司迁，大作家原在那边。文苑儒林公分有，淋漓难得笔如椽。”诗后有自注：“或有谓余为雨僧师作英文传者，师知其非，聊引卢氏杂记王维语解嘲。”温源宁的这篇文章后来收入他的人物速写集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钱钟书撰写书评，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上发表。据说，林语堂对其将书名译为“不够知己”，大加赞赏。而将《吴宓诗集》书评寄给林语堂，正是紧随其后的事。

吴宓当然不至于由温源宁迁怒到钱钟书，他也没有看过那篇书评，可他并没有按钱钟书的意思去“求刊布”，反而说“直以不登为是”。吴宓申明的理由虽然冠冕堂皇，却总让人觉得有些不近情理。他是否有什么预感，觉得这篇书评会像温源宁一样“谬托知己”？

四

钱钟书的书评投寄林语堂后，便出国了。不久，温源宁为Ｔ＇ｉｅｎ Ｈｓｉａ Ｍｏｎｔｈｌｙ约稿，将《吴宓诗集》寄到牛津，让钱钟书撰写英文书评。于是，１９３７年３月７日，钱钟书以通信的形式写了篇英文书评寄回。他很快觉得意犹未尽，又以英文重写一篇正式的评论，并直接寄给了吴宓本人。

《吴宓日记》１９３７年３月３０日写道：“下午，接钱钟书君自牛津来三函，又其所撰文一篇，题目Ｍｒ． Ｗｕ Ｍｉ ＆ Ｈｉｓ Ｐｏｅｔｒｙ，系为温源宁所编辑之英文《天下》月刊而作。乃先寄宓一阅，以免宓责怒，故来函要挟宓从速将全文寄温刊登，勿改一字。如不愿该文公布，则当寄还钱君，留藏百年后质诸世人云云。至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而引经据典，自诩渊博。前半略同温源宁昔年Ｃｈｉｎａ Ｃｒｉｔｉｃ一文，谓宓生性浪漫，而中白璧德师人文道德学说之毒，致束缚拘牵，左右不知所可云云。按此言宓最恨……又按钱钟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犹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使宓尤深痛愤。乃即以原件悉寄温君刊登，又复钱君短函（来函云候复），告以稿已照寄。”４月１１日又写道：“日昨接温源宁寄回宓三月三十日所寄去之钱钟书撰《论吴宓之诗》一文。附函，谓半月前钱君曾致温君一函，中论宓诗，命刊登《天下》，业已登入。今此文更详，碍难重登。应由钱君负其责也云云。宓即又以原稿，并温函，寄回牛津钱君收，以了此公案云。”

钱钟书何以想到将Ｍｒ． Ｗｕ Ｍｉ ａｎｄ Ｈｉｓ Ｐｏｅｔｒｙ一文寄给吴宓，是不是因为听说他曾阻止林语堂刊发中文书评，不得而知。评《吴宓诗集》的英文信刊于１９３７年第４期Ｔ＇ｉｅｎ Ｈｓｉａ Ｍｏｎｔｈｌｙ 上，吴宓寄回的那篇正式评论则没有下文。近年，杨绛整理钱钟书遗稿，找到该文的一份不完全的草稿，上面有多处修改。她将其与那篇书信体的书评一并收入《钱钟书英文文集》。两相对照，除了内容的前后秩序有所调整，基本观点和句子都没有什么变动。

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即温源宁的 Ｍｒ． Ｗｕ Ｍｉ，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ａｎｄ ａ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一文，曾由林语堂译成中文，广为流传，吴宓却只“痛愤”温源宁、钱钟书，而不“痛愤”林语堂。读《徐志摩与雪莱》按语中的“雨僧以白璧德信徒而侃谈恋爱，城中刻薄鬼，乡下闲谈婆闻之，自必如拾至宝，搬嘴弄舌诟谇之以为乐”，就会明白，吴宓信中对林语堂示以友好，甚至推心置腹，并非仅仅是“尽社交之道而已”。吴宓与林语堂本不亲密，对他的评论却表示“尤极通妥”；与钱钟书本应师生情重，私下却颇多微辞。人事关系，原来如此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