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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偏爱写诗的荒谬 胜于不写诗的荒谬

来源:网络转载 2015-12-18 04:47 编辑: www.xigushan.com 查看:

◎ 胡 桑

摘要

辛波斯卡追寻的是静默的生活。她的屋里没有电话,甚至没有浴室。她只在里面与世无争地休养、写作,偶尔在山路上散步。这是她理想的创作环境。她说:“我无法想象诗人不去争取安闲和平静。不幸的是,诗歌并非诞生于喧闹、人群之中,也并非诞生于公共汽车上。所以,必须有四面墙,并且保证电话不会响起。这是写作所需要的一切。”除了早年的动荡生活,辛波斯卡一生过着简单而安静的生活。在早年的《墓志铭》里,她就设想了自己朴素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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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成为上帝或英雄。只是成为一棵树,为岁月而生长,不伤害任何人。”这是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诗句,用来总结米沃什的好友、另一位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一生极其贴切。八岁起,辛波斯卡随父母迁居到波兰南部古城克拉科夫,并在这里居住了大半个世纪,直至生命的终点。她的家位于市中心,是一所两室小屋。2012年2月1日深夜,辛波斯卡就在这所屋子里安静地闭上眼睛,她在沉睡中完成了八十八年的生命。这是从一次完整而静谧的生命中延伸出来的死亡。她的窗外有一株白杨。我们可以想象,她每天走到窗口凝视树木时的静默神情:

生前栽于屋旁花园中的树

仍在为他生长。

这句她参观歌德故居后写的诗,似乎是为自己写的。辛波斯卡声称所有的写作灵感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她生存其中的世界。她的诗行随着世界的节奏而起伏。在具有挽歌性质的《植物的静默》一诗中,她以谦逊的姿态与植物所代表的万物交流,她自己则作为终有一死的侍奉者出现于诗中:

与你们的交谈虽然必要但不可能。

那么紧迫,却被永远搁置,

在这次仓促的人生中。

在她的诗中,我们能够领受到世界的令人惊异之处、生活的苦难、人类的尊严和内在的束缚、承受世界的坚忍与真诚,以及地平线上隐忍的希望。

1996年10月7日,在波兰《选举报》记者安娜·鲁德尼茨卡、塔杜施·内切克对她所做的访谈《我站在人们一边》中,她说道,“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令人赞叹。”两个月后,她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发表演说时,她一直在强调对于世界的“我不知道”的态度:“在诗歌语言中,每一个词语都被权衡,绝无寻常或正常之物。没有一块石头或一朵石头之上的云是寻常的。没有一个白昼和白昼之后的夜晚是寻常的。总之,没有一个存在,没有任何人的存在是寻常的。”这是对世界的永恒的未完成状态的尊重,也是人类希望的来源。

作为20世纪波兰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女诗人,辛波斯卡总是与傲慢和雄辩无缘,有时候,甚至会给人以柔弱的感觉。然而,在这柔弱之中,她倾注了对生活、对世界的最大限度的爱。她是备受苦难的20世纪波兰的女儿,但并不钟情于政治,也不关注热门的宏大主题。她专注于日常生活中微小的事物。米沃什在《论辛波斯卡》中曾说:“她在诗中是弱小的。她的诗只是一句碎语。”然而,她不是无聊生活的粉饰者、低级情感的推销员。瑞典学院院士布里吉塔·特罗泽克夫人的评价是,辛波斯卡“把诗歌当做生命的回答,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和责任的语言工作的方式”。她在柔弱的细节中发现奇迹,坚持不懈地领悟生活和人性中最深刻的秘密、困境和希望。她为每一首诗赋予优美的形式、精确而又富于层次的内容,为此,瑞典学院赠予她一个称号——诗界莫扎特。

瑞典学院为辛波斯卡撰写的诺奖授奖辞是极其精确的:辛波斯卡的诗“通过精确的反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反讽不是廉价的幽默,相反,她善于精妙的错位、偶然和断裂唤醒根植于我们内在的对世界的忧伤、乡愁和依恋,在我们享受审美愉悦的时候令我们发出叹息,随后又引发我们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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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7月2日,辛波斯卡生于波兹南附近的小镇布宁(现属于库尔尼克)。这座波兰小镇上有许多新哥特建筑。她出生的房子是一所两层楼的大房子,红色屋顶,现在仍保存着,临近一个狭长的湖泊。她的父亲是小职员,1936年去世,当时辛波斯卡才十三岁。她还有一个比她大六岁的姐姐玛丽亚·诺沃耶卡。她在诗中不太写私人事务,家庭成员也极少出现于她的诗中。只有在《终于,记忆》一诗中,父母的形象隐约出现,然而是在一个梦中,“他们的脸庞如两盏灯,在黄昏,发出幽暗的光。”《赞颂我姐姐》一诗中则出现了姐姐,一位从不写诗、却喜欢寄明信片的姐姐。我们对辛波斯卡的家庭几乎一无所知,正如我们对她本人的生活所知甚少。她喜欢将作品推到前景,希望我们只阅读她的作品,而她自己则藏身于作品背后,正如墨西哥诗人帕斯说的:“诗人没有传记,写作才是他们的传记。”

辛波斯卡的童年和少年并不安定。1926年,辛波斯卡一家移居波兰小城托伦,她在那里上小学。1931年,全家又移居克拉科夫,她在这里上完小学后,进入一所修道院学校,并尝试写作。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降临,辛波斯卡的生活秩序被打乱。战争期间,她只能在一所地下学校获取毕业文凭。她写下了一些诗歌,在某次搬家期间,她还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不过从未发表,以为这是一篇没有什么价值的作品。1943年,为躲避进入德国的劳动营,她在一家铁路公司当职员。两年后,她入读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专业是波兰语言文学,随即转入社会学。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前途的专业。战后的波兰迅速社会主义化,马克思主义成为唯一合法的思想,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正被取消。她只学习了一年社会学。她并不清闲,上学的同时,还在一个小编辑部做校对工作。

1945年3月14日,对辛波斯卡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波兰日报》副刊《战斗》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我搜寻词语》,她作为诗人的生涯以此为起点,虽然这中间似乎具有一种偶然性。她曾经在一个访谈中说过,如果最初发表的是小说,她也许会成为小说家。可是命运偏偏让她成为了诗人。然而对偶然的忠诚才能成就命运,这也是辛波斯卡在诗中一再表现的主题。她在生活中也是这么实践的,她的一生是忠诚于诗歌的一生,当然,她真正忠诚的是生活。

当时,波兰诗人亚当·符沃德克在《战斗》编辑部工作,他是一名已出版过十几本诗集的诗人,负责联系辛波斯卡。符沃德克十分欣赏她的处女作,发现辛波斯卡读的诗集那么少,他惊讶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小时候,辛波斯卡家里只有卡斯普罗维奇、泰特马耶尔的两本小诗集。她对现代诗歌几乎一无所知。出于偶然,同学送她一本战争前出版的布岑科夫斯基诗集,她在沦陷期读了这本诗集,这也许是她接触的仅有的先锋派诗歌。而符沃德克藏书丰富,她经常去借书看。两人迅速相恋,并于1948年结婚,不过,这段婚姻并不圆满,只持续了六年。

辛波斯卡的第二位丈夫科尔内尔·费利波维奇是一名作家,二战期间曾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不久被关进德国集中营,战后被解放回波兰,随后从事小说创作,出版过二十余部小说,1990年去世。他在辛波斯卡的内心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993年的诗集《结束与开始》中充满了她对丈夫的思念、对过往岁月的沉思、对命运的恐惧,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生命的澄澈领悟。

他们通过这次婚姻兑现了爱情的承诺,也履行了在尘世的爱的义务。尤其是那首饱含深情的《一见钟情》,更是由爱的激情进而深入了对命运和机遇的思考。这首诗广为流传,打动过不少读者,包括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结束与开始》出版当年的圣诞节,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华沙街头的一个书摊上无意中发现了这本诗集,本来想把诗集送给《三色》的译者罗曼·格林,因为辛波斯卡是格林最喜欢的诗人。当他翻阅诗集时,读到了《一见钟情》,这首诗的主题与他正在拍摄的《三色》最后一部《红》十分接近,于是他留下了这本诗集。

辛波斯卡并非横空出世的天才诗人,而是一名逐渐演变、丰富、深邃的诗人,写诗对她来说是思考生命的最佳方式。她的诗就像树木的年轮,经受着岁月的磨砺,生长出清晰的脉络。1949年,当她试图出版一部诗集时,由于当时的审查制度而流产。1952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我们为此而活着》,是本在艺术上并不成功的诗集,涉及苏波友谊、战后重建、帝国主义等宏大主题,里面只有几首爱情诗以低沉的语调透露着她未来诗歌的走向,大多数诗歌显得空洞而虚假。

1954年,她出版第二部诗集《向自己提问》,在这本集子里,政治主题并未消失,却有所削弱,高亢的诗歌中掺入了一些低语。她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天赋并不适合于“雄壮的诗句”,而逐渐向“带刺的玫瑰”倾斜,然而,对于20世纪诗歌而言,辛波斯卡这一优雅的倾斜是多么幸运。

《我们为此而活着》和《向自己提问》两部诗集后来基本被诗人否定,在以后的各种选本中,这两本集子中只有零星的几首诗入选。她以沉默的方式清理自己的过去。在雅盖隆大学就读期间,她开始接触波兰先锋派作家,尤其是结识了诗人米沃什,在写作上也受到了他影响。1957年,《呼唤雪人》出版,这是一部标志性的诗集,从此她以柔韧而多层次的声音进入她所擅长的自然、爱情、人性、存在等众多主题。她的诗集不多,每本诗集一般也只有一二十首诗。她是少有的以少胜多的诗人,犹如一生只写了一百多首诗的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

辛波斯卡的生活,则令人想起美国女诗人狄金森和德国诗人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她也是一名深居简出的诗人,不喜欢出入公众场合,不喜欢接受采访和诗歌朗诵(她有一首《怯场》表达的就是对公开朗诵诗歌的反感)。宁静的克拉科夫古城是她生活的中心。1953年至1981年,她一直是克拉科夫《文学周刊》编辑,负责诗歌部,培养了大批年轻诗人。

她没有生育。诗歌就是她的子女。她过着朴素甚至近似苦行的生活,尤其是在她丈夫去世后的晚年。她喜欢抽烟,喜欢鲱鱼和伏特加。她不是一个热衷于在生活上历险的人。她身上并没有多少波希米亚气质。她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这将为难任何试图为她写传记的人。事实上,她拒绝别人为她写传记,她只希望人们能专心地去阅读她的作品。她不愿意成为明星,即使在获得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十分特殊,这一年是化学家诺贝尔逝世一百周年。前一年的得主是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很多人没有料到诺奖会连续两年授予诗人。这一年的奖金是有史以来最高的,112万美金。辛波斯卡难以避免地成为了媒体的焦点,在接受巴布里拉·文茨卜的采访时,她还在谈论这个问题:“我对我自己和我的生活并不感到满意,至少是不满意我的生活中的某些插曲。可这些纯属个人的私事,我不会公之于众。这会使我内心受到损害。我只是尝试——至少部分地——将我的某些人生经验融入我的诗中,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可是,要把这些得失直接说出来,这不是我扮演的角色。我不是明星,明星才会和盘托出自己所有的浪漫故事。那是因为明星需要做广告。我只希望我的诗会有人去读,至于为自己做广告,我是干不出来的。”

阅读占据了辛波斯卡的大量时间,也呼应着她平缓的生活节奏。1968年开始,她为《文学生活》“非强制阅读”撰写书评,与雅盖沃大学文学教授马强格轮流供稿。1981年,《文学生活》停刊,又为《选举报》陆续写过一些书评。她的书评行文不拘一格,随着性情而展开,轻松幽默,短小精悍,深为波兰读者喜爱。撰写书评对一个书虫来说是正中下怀的美差。她是那么热爱阅读,甚至说过:“我很老派,我认为阅读是人类迄今发明的最荣耀的事。”她还是翻译家,精通法语,翻译过不少法语诗歌,包括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在自己的诗中,她会偶尔掺入一些法语词。她那简短的诺贝尔奖授奖答谢辞是用法语演说的。

晚年,辛波斯卡每年秋天会住到克拉科夫城附近的山区扎科潘内。在这里的作家俱乐部二楼,她有一间屋子。扎科潘内以风景闻名于世,然而辛波斯卡追寻的是静默的生活。她的屋里没有电话,甚至没有浴室。她只在里面与世无争地休养、写作,偶尔在山路上散步。这是她理想的创作环境。在迪恩·墨菲的访谈中,她说:“我无法想象诗人不去争取安闲和平静。不幸的是,诗歌并非诞生于喧闹、人群之中,也并非诞生于公共汽车上。所以,必须有四面墙,并且保证电话不会响起。这是写作所需要的一切。”除了早年的动荡生活,辛波斯卡一生过着简单而安静的生活。在早年的《墓志铭》里,她就设想了自己朴素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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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诗人尤利杨·普日博希对辛波斯卡的评价很有趣:“她是个近视眼,也就是说,要在近处才能把一些小的事物看清楚,可是那些大的背景就看不清楚了。”辛波斯卡的诗都是对日常境遇、个体存在状况的沉思、质询、反讽或同情。她相信世界的真相不在远方,就在每个人身上和他周围的环境中。她崇尚微小的事物、具体的困惑、个体的境遇。《在一颗小星星下》几乎是她的诗歌宣言:“我为小回答而向大问题道歉。”她选择站在弱小的事物的一边。在《无需标题》中她写道:

当看见这些,我不再确信

重要的事物

比不重要的更为重要。

她重视诗歌写作中的民主,极力为被忽视、被压抑、被遗忘的事物增加砝码。在访谈《我站在人们一边》中,记者就这样称赞她:“你是唯一一位能够将不重要的事情变成重要的事情的诗人。”的确,她拥有一种奇异的天赋,即经由对日常事物的沉思,精妙地揭示出人类的普遍命运。用她自己的诗句来说就是,通过一粒沙看世界。辛波斯卡虽然与米沃什、罗兹维克、齐别根纽·赫伯特、贡布罗维奇同属于波兰战后一代先锋派诗人和作家群,但相对于其他人,她的诗凝注于普通的人和事,其政治色彩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被减弱到了很小的限度。辛波斯卡是真实世界的信仰者。《巨大的数字》是对以数字化为表征的抽象世界的拒绝。《填写履历》更是这一主题上的杰作。她曾经回忆,八九岁时,她刚移居克拉科夫,和班上同学去参观一个反酗酒的展览会。然而,她对那些图表和数字无动于衷,记得最清楚的却是一块牌子,上面每两分钟就亮一下红灯,解说词是:“每两分钟,世界上就有一个人死于酒精。”她的一位女同学用手表测验红灯的准确性,并以优美的动作画着十字,念诵祝愿死者安息的祷告。这一细节感动了辛波斯卡。正是与真理具有沟通能力的、令人惊异的微小事物将世界从平庸的抽象中拯救了出来,这是辛波斯卡写诗的核心任务。她能够通过对细节的敏感,记录“日常的奇迹”。她的许多诗都呈现了对平凡事物的惊异感,比如《奇异》《奇迹市场》《一见钟情》等。通过诗歌,辛波斯卡将世界呈现为一个“奇迹市场”。她的诗是生动的剧场,人性和命运被暴露在灯光下。波兰诗人斯坦尼斯瓦夫·巴兰恰克这样评论她的诗,它们“震动了许多读者,使他们睁开眼睛看到了许多事情,同时她也让他们把这些事情当成了戏剧表演。”她的诗试图更新我们对寻常事物的认知,把我们对世界的感受推到临界点。她的诗即使聚焦于某一场景,也会为之赋予各种夹层,为平庸的日常世界打开丰富的褶皱,比如《葬礼II》《特技表演者》《恐怖分子,他在注视》等。

请不要误会,辛波斯卡并不是一位只会经营琐事、热衷表象、兜售廉价情绪的诗人。她书写平凡且日常的事物,是为了防止个体的尊严受庞然大物(比如极权主义、消费主义)威胁。她写过一首《乌托邦》,用以揭示庞然大物的谎言性质。她相信个体的救赎,而不是集体的解放。在文茨卜的访谈《我将自卫》中,她甚至对读者的阅读环境提出了期待,她不喜欢读者坐在大厅里集体感受她的诗歌,而希望他们能在自己的家里找到片刻的闲暇时间,随意地翻开书本或杂志,读她的诗。她对具体世界的信仰是建立于布罗茨基所谓的两个否定之上的:对语言大众的否定,对引力法则的否定。她书写日常而普通的事物却拒绝平庸,书写具体而真实的事物却拒绝对重负的屈从。

辛波斯卡也不是原子论者。她渴望人类团结、友爱的能力。她曾说过,诗歌的职责就是将自己和人们沟通起来。在早年的诗歌《爱侣》中,她写道:“我们同情那些并不相爱的人。”她的诗歌才能体现在优异的反讽能力,在细小与伟大、短暂与永恒、切近与渺远、偶然与必然的事物之间取得巧妙的沟通,使每一样事物随时可能走入另一个未知的空间。在一篇书评中,她写过:“在那个时代的平凡与伟大之间得到真正的平衡。”这句话仿佛是她对自己写作的总结。她的诗并不封闭,而是向生活开放,向每一个人开放。

现代主义诗歌在19世纪诞生以来,一直有一个封闭性的神话,即诗歌必须自律、朝向自身。也许出于对马拉美、瓦莱里和维特根斯坦的误读,20世纪产生了大量沉溺于语言游戏的纯诗主义者。对他们而言,诗歌不再是体验生活、沉思命运的古老智慧,而成了言说自身、外在于生活危机的形而上之物。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20世纪一样,诗人们如此热衷于谈论诗歌形式自身的秘密,倾心于呈现一首诗成形的过程。更严重的是,这一情形经常发生于诗歌文本中而不只是在理论文章中。不过,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东欧很少产生纯粹的形式主义诗人。在辛波斯卡的诗歌中,几乎见不到关于诗歌自身的言说。在众所周知的《种种可能》中,关于诗歌的诗句不是对形式主义的沉溺而只是对诗的守护:

我偏爱写诗的荒谬

胜于不写诗的荒谬。

辛波斯卡看重的不是语言的无限,而是语言和交往的内在困境,如她在《巴别塔》中表达的。即使在少数几首关于写作的诗中,她也并未蜕变为形式主义者,比如《写作的愉悦》,这首诗触及了语言不可思议的力量,即便如此,她依然将写作的愉悦视为“凡人之手的复仇”。她写作,是为了让每一个人在她的作品中辨认出他们自己,她为每一个渴望爱和自由的个体写作。

辛波斯卡的诗歌并不锁闭事物,而是从事物身上敲出可能性的裂隙。她出版于1972年的一本诗集,取名为《可能》。而在1986年的诗集中,又有一首诗叫做《种种可能》。相信可能,这与她对待现实的态度一致。她不沉溺于当下,而是希望在当下注入记忆与未来,从而打开当下现实的封闭性。“每个人都可能是自己时代的孩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必须是时代的孩子。也许我在某些方面属于19世纪,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属于21世纪。我之所以属于下一个世纪,是因为我并不喜欢本世纪的所有事情。”

作者简介

胡桑 诗人,评论家。同济大学哲学博士。现居德国波恩,为波恩大学访问学者。

维斯瓦娃·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年7月2日—2012年2月1日),波兰诗人、翻译家,是第三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6年)的女诗人、第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作家,美称“诗歌界的莫扎特”。

原标题 [我偏爱写诗的荒谬 胜于不写诗的荒谬]

以上内容来自:深圳特区报

[责任编辑:黎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