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在生活与诗歌的双重坐标中

　　关于诗人余秀华的所有争论，不外乎围绕两个话题：她是什么样的人？她写了怎么样的诗？

　　就第一个话题而言，谈论一个诗人在生活中是什么样的，有必要么？没有必要么？

　　一个受过文学专业教育的人多半会说，不是那么有必要啊。自有“新批评”以来，“文本”开始成为文学研究的核心词汇。文学研究者关心的是文本，而并非背后的作者。作者的意图是什么，生活中是什么样的，这无关紧要。就像钱锺书那句著名的话，你觉得鸡蛋好吃，却没有必要认识下蛋的母鸡。有些时髦的文学从业者还会把罗兰·巴特的话放在嘴边：作者死了。

　　但余秀华的火，显然不是纯粹因为诗歌，也不只发生在文学圈。她是借助现代传媒的力量火起来的，是因为她“不太一般”的身份、“不太一般”的身体火起来的。她的诗，只有与这些“不太一般”并置在一起，才会让大众有兴趣。如果只面对诗，大众是缺乏足够的耐心的。大众更关心的是故事。媒体需要不断提供令读者感兴趣的故事，需要讲述余秀华是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被媒体叙述的余秀华是什么样的呢？

　　余秀华是以“脑瘫诗人”这样的称号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一开始，她的农妇身份和脑瘫病症一再被重复。正是因为农妇、脑瘫这两个词和诗这个词之间巨大的反差，让人充满好奇地来打量她的诗。尽管“脑瘫诗人”的命名在文学话语系统里一再被批评，但从大众传媒的角度看，“脑瘫诗人”是一个绝妙的命名。如果不是这个命名，余秀华恐怕难以得到这么多的关注。

　　后续的一些报道，着力描述余秀华的精神和身体、灵魂和她所处的乡村的差异，把她说成一个身处平庸困厄的生活中却享受着精神自由的“在别处”的诗人。这样的描述基本上对余秀华是溢美的。

　　这种描述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在“脑瘫诗人”这样的称号出来以后，就可以想象会有这样的描述。余秀华身陷苦难的高贵形象，完全符合大众的期待。对于许多人来说，阅读是一种消费，他们只为自己期待的阅读买单。复杂的思考是不适合被消费的，人们期待感动、安慰剂一般的感动。就像张楚曾经的一首歌中唱到的那样，这是“随时准备感动的人民”。因此，媒体自然贩卖“圣洁的灵魂不幸落入残缺的身体”这样令人感动的故事。

　　在这样的描述下，余秀华的诗很难得到质疑和批评。因为，说她的诗不好或者不够好，就是破坏感动，这是多么煞风景和惹人厌的事啊。

　　但最近这样的描述开始出现了裂缝。曾经提携过她的一名当地编辑和一名网上论坛的诗歌版主陆续发出文章，描述他们眼中的那个古怪、偏执、放肆、喜欢骚扰人又喜欢骂人的余秀华。这难免破坏她之前的形象，却也不令人意外。

　　把余秀华的“圣女”形象和“泼妇”形象结合起来，或许更全面一些。我以为，余秀华身上体现了一种“想象的诗人人格”。之所以说是“想象”，是因为她以想象的人格方式来行事，把自己活成了想象之中的样子。这并非一种贬低的说法。事实上，许多人都在践行自己想象中的样子。有些诗人如果不冠以诗人的名号，就循规蹈矩，而诗人的身份则庇佑他们做些不太一样的事情。“诗人”是诗人的通行证。

　　对于余秀华来说，这种“想象的诗人人格”使她意识到自己和平庸困厄的生活的差距，支撑她以诗人的身份生存。如果不是火起来，她或许一直陷于这平庸困厄中，这种“想象”可能有朝一日会被打破。幸运的是，她火了，毫无疑问，她可以是一名诗人了。

　　如果说诗是诗人的对象，那么诗人可以成为小说家的对象。米兰·昆德拉曾有一部关于诗人的杰出小说《生活在别处》。像余秀华这样的诗人，也可以成为一部杰出小说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