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 夏：我的轻狂岁月(2)

　　当时有人问这代人叫什么主题？西师那边的一个人提出来说就叫“第三代”，这个词是从《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来：“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第三代”这个说法提出来之后，大家都觉得很高兴。

　　第三天却不欢而散。因为想要出一本诗集，廖希他们说要在前言里写明这个词是哪个人说出来的，我们认为这个提法应该属于大家，不是哪个先提出来哪个后提出来的问题，何必搞得跟冠名权似的，我们就很反感，两边吵得一塌糊涂，差点打了一场群架。

　　吵了一通之后，大家觉得要不就不采用“第三代”这个名字了，随便找来一本书，随便翻到哪一页，就用那一页的头两个字。当时拿了一本《实验心理学》。翻出来的两个字是“玻尔”———结果就是，准备了大半年，几十个人闹了三天三夜，第三代人变成了“玻尔”，到最后，西师那帮人把我们撵了出来，大家不欢而散。

　　现在想想，其实诗歌就是诗歌，不分什么第几代，当时那种做法还是功利主义思想占了上风，想把自己推出来。

　　                 骂人骂出“莽汉主义”

　　在诗歌界流行“朦胧之争”的时候，我们写的诗让很多人不喜欢，觉得我们像是流氓在写诗。1983年冬的一天，胡冬告诉我说人家说我们的诗是他妈的诗，我说我们就叫妈妈的诗。那天半夜，胡冬半夜爬起来写了一首《女人》，用的全是极尽侮辱的词。

　　第二天早上，我们看到之后都觉得太棒了，从此开始天天在家炮制这种用粗话写的诗。我把诗寄给在重庆的李亚伟、马松他们，他们看了之后都目瞪口呆，也开始写这种诗，并且引发了很多追随者。

　　开学过后，我们在南充开诗歌朗诵会，我们学校写诗的和不写诗的人都被震惊了，他们觉得这场朗诵会更像是一堆谩骂，有几个人当场站起来攻击我们说：“像这种诗，我一天能写30首。”

　　可是后来好多反对的人觉得这些东西恰恰是他们需要的，都开始写这种诗。

　　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想出个集子，胡冬说取名叫《好汉》吧，我说不如叫莽汉，“莽”的繁体字是两只手抓三条狗，非常之凶猛。我一开始写“莽汉诗”，纯粹是想写一种生活状态，但几个月之后，我就开始觉得不自然了，好多诗都好像是为了口号而去写，感觉很做作。

　　我的外表给人的感觉很粗糙，然而在我的内心里面有很细腻的一面，而李亚伟和马松是骨子里面的硬汉，后来如果没有他们的坚持，光靠我和胡冬这两个中途撤退的家伙，“莽汉主义” 也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