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动物的保护主义

                    古人的动物保护主义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主流思想儒家的重要主张，这就决定了儒家看待人与自然，包括人与动物的关系，总体基调大抵是和谐的。他们认为应该友善地对待动物，合理地利用动物资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动物保护思想。
     早在先秦时期，很多儒家典籍就对保护动物就有论述，孟子曾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在情感的层面，给予动物深深的温情和敬意，虽然还不至于将动物引为同类，但主张善待动物，不滥杀动物，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动物，为了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还必须捕杀动物，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即便如此，儒家思想还是认为必须要有节制，主张“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畋猎唯时，不杀童牛，不夭胎”，也就是说，无论是砍伐树木，还是捕渔，还是打猎，都要限定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不能毫无节制。对于年幼的动物和怀孕的动物，不要捕杀。
    如果说上述儒家思想还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话，道家、佛教思想，对待动物就是完全的平等观念，不得杀戮，也不能虐待。道教主张“昆虫草木，犹不可伤”，认为“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是一种恶，那些“无故杀龟打蛇”的人，死有余辜。至于佛教禁止杀生，更是人皆所知了。
     以上这些主张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是上升为国家意志，形成了动物保护的法律和动物保护的机构。比如在唐朝，设有虞部这一机构，负责生态保护事宜：“凡采捕畋猎必以其时，冬春之交，水虫孕育，捕鱼之器，不施川泽；春夏之交，陆禽孕育、餧兽之药不入原野。夏苗之盛，不得蹂籍，秋实之登，不得焚燎。”宋代也有类似的机构与法律，规定“民二月至九月，无得采捕虫龟，弹射飞鸟。”为了保护动物，还下令收缴捕猎工具，宋太祖时期，禁止岭南地区捕象，作为配套的措施，命令地方官收缴当地的捕象工具。更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一度流行“皮草”，流行以“鹿胎为冠”，宋仁宗知道后，立刻禁止：“禁戴鹿胎冠子，及无得辄捕制造”。元代，蒙古人来自草原，对于保护生态，保护动物更加重视，力度也更大。
     可见，在中国古代，爱护动物，是一种社会共识。即使不得不利用动物资源，也是非常节制的。那些假借传统的名义，打着弘扬传统的旗号，过度地、残忍地使用动物，其实是对传统的歪曲。比如说活熊取胆这么残忍的勾当，其实就是上个世纪某邻国发明的，跟中国传统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本文发表于2012年2月25日《温州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