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就不同了,需求不同,目的不同,甚至连过程都不同。假如我们今天没有80年代体委发展的散打运动,拳击也没有引进,那么中国武术的技击很可能就没了。因为过去呢说实话,一百年前,人不值钱,一拳打死了人,就跑了,跑了就算了,是不是?但是解放以后,我们不提倡打打杀杀的,这样无论民间还是官方,对这个真实对抗性的技击技术也没有很好的保护和发展,主要是出于保护人的安全的意愿,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却客观丧失掉了武术的灵魂——技击,这就是代价。改革开放后一些有识之士又恢复了中华武术的技击性,这也是好现象。不过这当中也有鱼龙混杂的现象,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吧。这也难怪我国武术经历了从不支持到支持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使很多重要的东西断代了,或者说丢了。几十年后再想捡起来找回来谈何容易?太极拳还算好的,毕竟几百年来历代名家整理的理论书籍还有很多流传于世,直系传承人还能勉强维持着。但是其他流派的东西就不好说了。那么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也必然影响到我们今天太极拳的教学,可想而知教学质量会是怎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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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现实点,目前太极拳有真功夫的人是越来越少,而且技术发展越来越粗糙。它为了迎合现在这个快餐时代,技术发展必然粗糙。我们看看电视台搞的各种擂台赛或者什么武林大会,那些拳手一般都有摔跤技术,上去一抱就摔。其实他们平时太极拳就练个架势,当然也可能是不知道该怎么练。平时练得最多的反而是摔跤技巧了,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拿成绩,手段不计。我看这是一种对传统武术的讽刺,这种现象也不光是太极拳,其实各个拳种也都是这路子。我是不太理解的,也许是因为社会就需要这个的关系吧,我是看不懂。
回想自己的学艺经历,如果没有陈茂森我就不可能练学到真正的陈式太极拳,所以至今我把他看成是我的恩人。
陈茂森是陈家沟的一面旗帜,我一生的遗憾就是没有见过他完整地练过一路拳。毕竟,他也是陈发科的学生,而且,得传很神很神,而他自己又深藏不露,我很想拿他练的拳跟陈照奎老师比较比较,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陈茂森不愿意教拳,但他提议请回了陈照奎。陈照奎老师被请回乡时,陈家沟人知道他的功夫肯定是不错的,但都想当面见识见识,只是又不敢冒然上去试招,于是一班人有空就跟着他,看看有什么机会开开眼界。武术上的好奇终归要落实到过招上。当时的陈德旺胆子较大,一次毛遂自荐要与陈照奎老师试招。陈照奎老师一站,说:“你来打吧。”陈德旺就一记掩手肱拳打到陈照奎老师腹上,陈照奎老师腹部一收一胀,刹那间,陈德旺就被弹出去一丈多远,右腿当场摔伤,一周后才得以复原。后来大家问陈德旺当时的感觉,他说自己出拳后感觉只有两点:一是像打在棉花上,二是又像闪电似地被弹了出去。
陈照奎老师并没有在陈家沟待多久,当时的批判运动如火如荼,陈家沟待不下去了,不久之后生了病,想来郑州检查。陈茂森于是再次给我打电报,我接到电报就通知张其林一块儿赶到陈家沟。我想当时陈茂森之所以选择给我打电报,大概是因为我和他非常投缘,第二他也非常喜欢我,第三,他答应过我要给我介绍个好的师父。总之,就这样我把陈照奎老师带到了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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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陈家沟的情况就不太美了,陈照丕已经没了,陈茂森又决不教拳,这个仅剩的陈照奎又被请到郑州看病并留下来开班教拳,这就可怜了陈家沟那些后生们被无辜耽误了,直到如今一个“沉肩坠肘”大部分都没有完全解决。
不过,师父陈照奎这一走出陈家沟,却无意间开启了将家传正宗拳架传向全国、推向世界的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可以说是郑州开始的。
传统文化不会胡说八道,肯定有它的道理。中国武术在历史上首先是以杀人为目的的,然后才是民间的竞技运动,最后才是锻炼身体。而现在它已经被舞台化了,比如武术队的刀剑等器械只是个薄薄的铁片,根本不是刀剑的原型态了。我是民间的武术者,我不管那些武术比赛他们搞的东西,无论他们搞得多热闹,推出多少全国冠军,还是多高的段位。我这一套东西在民间自有它生存发展的空间,我们这个东西绝不能失传,甭管你多大压力,多大变化,在民间它也在悄悄地流传,总是有人会把它传下来的。
不过要想顺利地传下去就需要有好的传承人和好的被传承人,冯友兰先生说过一段话,他说比如一棵树,木工说它可以做成家俱,园艺师说它可以做成标本,艺术家说它可以做成精雕的艺术品。但是,你这个材料定下来了没变,谁雕琢你呢?你要让木工来做,他把你雕成了个板凳,树抗议木工,于是改一改变成桌子,你不还是个家俱吗?所以问题不在于这个材料,而是看谁来雕塑你。
我的幸运就是遇见了陈照奎这个雕琢我的好老师,也就是我今天反复强调的明师。当然我也是有天分的。
我最大的天分就是相信老师的话,自己肯下功夫。
我的恩师陈照奎的教拳生涯大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57年到1966年,这一时期是他教学相长,拳艺和推手技艺逐渐走向成熟、完美的阶段,后三年他在上海与南京市教拳,是他教学生涯中最为惬意、安定与繁忙的时期。1957 年,老师的父亲陈发科在北京去世,那时他只有二十九岁,由于父亲的学生田秀臣、雷慕尼等都在北京教拳,陈老师怕影响这些人,所以一直没有在北京教拳。1961年顾留馨曾邀请陈老师到上海作客,使上海武术界对陈老师有了更深的了解,1963年上海体育宫正式借调陈老师到上海教拳,这时候老师的工作单位是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技术处。由于被借调单位对这样的长期借调有意见,所以到1964年,陈老师索性辞去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的工作,在南京市教了一年的拳。1965到1966年,他再度赴上海教拳。后期“文革”开始了,他不得已回到了北京,因为家里成份不好,受到居委会的管治和邻里的岐视;还因为教拳属于“四旧”,收费更是“资本主义尾巴”,这使得上有老母下有妻儿的恩师顿时陷入了郁闷压抑,生活常常穷困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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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973——1977年,是恩师的拳艺、拳理、拳法和推手最为成熟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他劲路清晰,手法圆润,风格独特。1972、1973年形势略有好转,陈老师回到陈家沟,顺便短期教拳,并且率领陈家沟武术队参加过各种比赛。1974年全国上下“批林批孔”,陈家沟也难成一方净土,故1974年2月陈老师离开陈家沟随我到了郑州教拳,从此开始了与我长达7年的频繁接触和累计10个多月的朝夕相处。1974年两次、1975年、1976年各一次在我家办班,1977年在郑州张茂珍处办班。这一时期陈老师的生活基本安定,且远离了社会的政治风云(因我母亲姓陈,师父每次来郑州我都是以舅舅的名义向派出所申报),这是他授拳最有成就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