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姓刘,生了双胞胎女儿,但肾脏都有问题,她这次带着其中一个病情比较严重的来到南京总医院治病。丈夫出走,她在老家种地,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她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她每天在废品站打工所得,每天只有四五十元。这次来南京看病总共带了3000元,也都是跟亲戚借的。
“我就是为了孩子,不是自己吃。”刘女士十分后悔,声音也带着哽咽:“因为今天是儿童节,昨天一早,孩子就说想要礼物,说想吃鸡腿,但是超市的鸡腿要7块钱一个。还想要一本三字经,学校早读课上要背,之前一直没舍得给她买,她常和我说,别的小朋友都有,就她没有,我总跟她说再等等,过段时间买。昨天下午去超市,本来是想买点玉米大豆,给她吃消肿,结果看到有鸡腿和三字经,可我身上只有5块钱,我拿起又放下,拿起又放下,最后还是一个糊涂……”
刘女士和女儿租住的2平米的小屋
我想问的是两个问题:
1、哪个更真实?
是杨改兰和四个孩子?偷面包和鸡腿的母亲?还是“盛世”?
2、谁的错?
杨改兰们的?还是这个社会的?
三、
1935年的一天,时任美国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在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的庭审。被指控的是一位老太太,当法官问她是否认罪时,她说:“我那两个小孙子饿了两天了,这面包是用来喂养他们的。”法官秉公执法地裁决:“你是选择10美元罚款,还是10天拘役?”无奈的老太太只得“选择”拘役,因为要是拿得出10美元,何至于去偷几美分的面包呢?
审判刚结束,人们还没散去,拉古迪亚市长从旁听席上站起,脱下自己的礼帽,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向在场的人大声说:“现在,请各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所支付的费用,以惩戒我们这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社会。”法庭上一片肃静,在场的每位,包括法官在内都默不作声地捐出了50美分。
这就是著名的"拉古迪亚的拷问”:一个人为钱犯罪,这个人有罪;一个人为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
我们回到杨改兰“灭门”现场。奶奶杨兰芳见到还未断气的杨改兰时,看到了她的笑容。亲手了结4个亲生骨肉后,她的情绪竟然那么平静而欢愉。奶奶问她究竟怎么了,她用方言说:你不理解。
我想,杨改兰说的“你不理解”,应该是指那种对今生和来世都没有希望的绝望感,是那种想挣脱现状却又极端无助的绝望感,是那种靠自身力量,再怎么勤扒苦做,也完全没可能走出贫困的无能为力的绝望感……
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对于杨改兰的四个孩子,几乎从一出生,就基本注定了不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杨改兰,杨改兰的孩子,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弱势群体”的那一部分。
所以:真不是杨改兰的问题,确实是社会的问题。
尾声
有解决办法吗?
当然有,不外乎两条:
1、改造社会阶层流动与晋升、资源占有欲处理、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机制,压缩顶层,推动底层向中层演进,最终将我们的金字塔社会结构,改造成纺锤形社会结构;
2、默认并接受底层“弱势群体”的现状无可更改,继续固化社会结构,但对弱势群体输血,在福利上对他们大力度定向倾斜;
第一种方法,有可能吗?
答案是悲观的:基本没有可能。理由掰着脚趾头也能明白。
更现实可行的,无疑是第二种:既然是我们的社会机制必然性地“制造”了弱势群体,社会就有义务和责任去善待他们,至少,让他们的孩子有病能治,有书能读。如果我们有资源让“老干部”群体医无所忧,我们就一定有资源让杨改兰的孩子们能治上病,读上书。
这实质就是给杨改兰们留下一丝卑微而渺小的希望,也是给他们留下活下去的勇气。
怎样对待弱势群体,是一个社会最柔软的部分,恰恰也是一个社会最强大的部分。
一个国家是不是真的强大,一定不是出了多少英明领袖,造了多少核弹,有多少外汇储备,在奥运会拿了多少金牌,GDP增长率多高……,这些和杨改兰们没有毛线关系。
是看你怎么对待你的弱势群体!
杨改兰一家六口的厨房和卧室:
我们GDP世界第二?我感觉这两张照片有点像考古发掘报告的土穴墓,恐怕还不如。
END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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