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故宫离合：“文物重要，但生命更重要”

野岛刚与故宫的缘分始于1986年。18岁时他第一次来到北京，以为北京故宫指的仅仅是紫禁城，不知道它同时是一座博物院，也不知道文物存放在哪里

日本作家野岛刚写的《两个故宫的离合》是最近社科类读物中的一个小热门。有意思的是，他在北京与上海的公开演讲中都特意纠正“北京故宫是一个空壳，好东西全都去了台湾”的偏见。“北京故宫的文物数量有180万，台北故宫的文物大概有70万，而且近年来，文物的海外回流、考古发现和收集整理工作也使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展品质量不断提高。”尽管这样的话从一个彻底的外人口中说来多少有些“喧宾夺主”，但野岛刚多年来利用外国记者的身份优势，数次专访北京和台北故宫前任院长郑欣淼、周功鑫、林曼丽等，并曾进入一般不对外人开放的台北故宫库房，他对“两个故宫”的了解程度和亲近感，恐怕要远远超过大部分中国人。

《两个故宫的离合》[日]野岛刚著 张惠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1月版

野岛刚与故宫的缘分始于1986年。18岁时他第一次来到北京，以为北京故宫指的仅仅是紫禁城，不知道它同时是一座博物院，也不知道文物存放在哪里。因此，除了被超大规模的建筑群所象征的绝对权力震撼，他对北京故宫没有留下别的印象。
第二年，野岛刚作为交换留学生来到台湾，参观了台北故宫。那时台北故宫还未经过内部整修，更多是作为政权“正统性”的象征，而不是供人参观的博物馆。在灯光昏暗的展厅里，导览员穿着公务员一样的服装，意兴阑珊地给他们解说着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璀璨文化的结晶，令野岛刚很是失望。但是两座城市的两座博物馆，都称自己是“故宫博物院”而又相安无事，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2007年他被《朝日新闻》派驻台北，也经常有机会到北京采访，故宫自此成了他长期深入关注的选题。《两个故宫的离合》成书于2011年，在日本畅销至今。
今年6月，台北故宫的文物将首次赴东京展览，已回到日本工作的野岛刚仍然十分关心借展的过程。“翡翠白菜”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日本方面觉得一定要展出，但台湾方面对此颇有顾虑。“因为很多大陆游客是冲着‘白菜’到故宫参观的，排很久的队都不介意，他们担心如果‘白菜’不在台北，游客会有意见。最后在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的帮助下，台北故宫决定将白菜出借两个礼拜。”野岛刚笑说，“由于担心展品去了日本之后，会被以假处分之名‘扣押’下来，这个展览迟迟未能成行，现在终于办成，我的书又可以再卖一轮了。”他对2012年“北京故宫200精品”在东京的展览记忆犹新：“北京故宫为了显示自己这些年来的展品收藏，铆足了力气，那次展览的展品之高端让人咋舌，光是宋元时期的书画就有41幅，台北故宫一定不甘落后，所以6月份的展览也十分令人期待。”
除了采访在世的“故宫人”，野岛刚也挖掘了大量历史资料。从清末文物大量流出紫禁城乃至中国国境开始写起，到抗战时期为保护文物而进行的大迁徙，到蒋介石逃亡之时以军船搬运经过挑选的珍贵文物，再到台北故宫的设计与建立的各种细节，《两个故宫的离合》不仅展示了两岸故宫博物院合作与交流的现状，也将两者的历史梳理了一遍。
在两个故宫的历史中，“老故宫”那志良是令野岛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角色。所谓 “老故宫”，是指在故宫尚未 “分家”时便在其中供职的人。那志良是满族人，17岁高中毕业后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这是为了清点和运用皇室留在紫禁城的物品而设立的组织，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此后那志良的一生都和故宫紧紧联系在一起。“九·一八”事变后，故宫部分珍贵文物经历了一系列迁徙，先是装箱南迁，再赴伦敦举办首次海外大展，接着西迁内陆，最后，精品中的精品跟随国民党政权撤退台湾，这些事件那志良都亲眼见证。到了台北之后，他又成了台北故宫的一员。他还写下《故宫四十年》、《我与故宫五十年》、《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等著作回忆这些经历。野岛刚说：“那志良1998年过世，几年以后，他的家属把他留下的关于故宫的文章和资料捐给了北京故宫，而不是台北故宫，这很耐人寻味。毕竟他为台北故宫服务了那么多年，算是台北故宫人，可是他的认同感还是属于中国大陆，‘外省人’对中国大陆的怀念竟然那么强烈。”
因为是外国人，野岛刚还特别敢问一些别人不敢问的问题，提一些别人明知提了没用于是便不提的建议。比如在郑欣淼首次以北京故宫院长身份访台的记者会上，他向两位院长发问：“现在两岸关系开始好了，两个故宫什么时候可以统一？”“现场所有人都大笑，因为北京的记者或者台北的记者不敢问这么直接的问题，只有外国人来问。”野岛刚还在各种场合多次建议将北京故宫的博物馆功能从紫禁城中分离出去：“北京故宫现在虽然有很好的展览，但是作为博物馆，它还是不好用的，紫禁城的建筑不能改，那么博物馆只能在外面盖。”尽管他知道类似的提法曾在国内引起很大争议，但以多年的新闻采访经验，他也很清楚，有时候看似白问的问题，也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回应。

右图：野岛刚最近比较积极地希望进入中国言论界，他认为在中国媒体发声的日本人不应该只有加藤嘉一一位

B=《外滩画报》
N=野岛刚 （Nojima Tsuyoshi）

“老故宫”都相信“文物有灵”
B：你这次来中国，做了多次演讲，内容不尽相同，但几乎都会提到许多人认为北京故宫是空壳这一偏见，你似乎很希望纠正它？
N：台湾那边的民众，还有台北故宫的工作人员都相信北京故宫是空壳，好的东西都被台北故宫拿走了，所以有些看不起北京故宫。有一些藏品确实是台北故宫的比较好，比如说“翡翠白菜”、“红烧肉”这些“镇馆之宝”。但是北京故宫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是什么？有很多，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答案。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北京故宫总体上不如台北故宫？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我觉得大家的思维还是停留在1949年。国共内战后，蒋介石去台湾时携带了经过挑选的故宫文物的精华，大概有3000箱，所以人们都知道最好的文物到了台湾。但是大家不清楚，尤其是台湾民众不知道，1949年之后北京故宫一直在努力收集很多文物，不断扩大收藏。所以，我不同意有些人说的，“你去北京不要去故宫，那边只有建筑”。
B：在周功鑫任台北故宫院长时，你参观了台北故宫的库房，那里一般是不让外人进去的，你是怎么做到的？进去之后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N：我反复向她要求，最后她同意了，可能因为我是外国记者，这是一个优势；而且我报道了台北故宫很长时间，她知道我不会乱写的。那个库房一共有5扇门，每扇门的钥匙都是不同的人保管的。走进去后，走道的两边放着许多箱子，有的是木的，有的是铁的，木头是首次伦敦展时装文物的，铁的是去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时装文物的，走在里面很有历史感。
B：你刚才签名的时候写了一句话—“文物有灵”，这句话在你写到故宫文物战时命运时也出现过。你相信 “文物有灵”吗？
N：我认为文物绝对没有灵魂。然而，我后来到台湾采访了很多所谓的“老故宫”—故宫的文物从北京搬运到南京是1933年，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陪着文物最终到达台北的人都叫做“老故宫”—他们都说“文物有灵”。因为老天保佑，所以文物经过这么多的磨难最后还是平安到了台北。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说法，因为他们跟着文物走了太久，所以他们相信文物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对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是可以接受、理解的，但是我作为日本人其实没有办法接受、理解。在日本，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或者是大的灾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把文物放下，自己先跑掉。对我们来说，文物当然重要，但是生命更重要。因为日本有天皇制，万世一系，没有改变过，天皇不需要什么文物来证明他们是天皇，他们就和空气一样，就是存在着的。但是中国不一样，改朝换代非常多，尤其汉民族以外的人到中原来，建立一个王朝，他们到底是谁，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统的王朝呢？他们学了汉字，学汉文化，还收集文物，以证明自己的正统性。对文物的重视程度，中国是远远超过日本的。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决定把文物送到南京去；后来战争爆发，他们又决定把文物送到西部。
B：你为了写这本书，除了两个故宫以外，也去了中国的西部……
N：我最先去的是贵州安顺，后来又到了四川乐山，都是故宫文物安置过的地方。乐山因为大佛而出名，这几年乐山人保护文物的意识也越来越强，他们现在建立了一个很好的陈列馆，叫做 “故宫文物南迁资料陈列馆”。这不是国家或地方政府建的，是当地的人民捐钱建的。陈列馆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战时故宫博物馆”。我写的是“两个故宫”，但是我发现乐山还有一个故宫。
B：其实还有沈阳故宫，南京博物院也藏有故宫文物。
N：对，南京博物院很重要，1933年，北京故宫的文物南下的时候，先到了南京，再去的西部，战争结束以后，文物又从四川回到南京来了。本来这些文物都应该回到北京去的，但是国共内战爆发，之后国民党战败，他们从南京博物院把三千箱文物送到台北去了。这是两万箱中的三千箱，那么其他的去哪里了？照理当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北京，可实际上运送过程因为国家动荡的局势而中断，两千箱的文物留在了南京博物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北京向南京要文物，南京方面觉得我们已经管了那么久，不肯还了，这件事至今没有解决。沈阳故宫是金人入关前的皇宫，清朝的行宫……看来我以后要写一个“五个故宫”了。
B：你书里写到了台北故宫的设计过程，我觉得很有趣。著名的建筑师王大闳的设计案因为被蒋介石认为不够“中国”而落选，此后他设计国父纪念馆时，就适当减弱了现代主义风格，加入了中国元素。就你采访所得，这两件事有直接关联吗？
N：我没有直接采访到他，因为他年纪太大了。最终台北故宫是由王世杰设计的，王世杰是故宫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最初是故宫设计案的评审之一。蒋介石对王大闳的方案提出意见后，王提交了自己的方案，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太好。我不能确定后来王大闳是否因此而在设计国父纪念馆时有所妥协，但据王大闳的学生说，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