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里的手艺人：在给故宫文物治病的高手(2)

　　故宫的老师傅们大多是十几岁就进入故宫做学徒。史连仓3岁的时候就住在故宫边上了。他的父亲1982年从故宫木器组退休后，他接班进入了木器组，从小到大，50多年的时间就在故宫度过了。故宫对史连仓和这些拥有匠人之心的师傅们来说，不仅是一份工作。

　　镶嵌组的孔艳菊，大家都喊她孔孔或孔姐，她手下的文物，从原料到一件艺术品，经过怎样的雕琢，有哪些经历，都是她跟文物很有意思的对话。不仅如 此，修复还会加入现在修复者的手艺、对美的理解等各方面的因素进去，“你是凑合凑合还是不能凑合、认真对待。这里面有一种精神在，所以你觉得它是活的。” 孔艳菊说。

　　现在的师傅们，可以看出上一个修复者当时的技艺如何，甚至可以猜测他当时的心理和外貌，这是一种穿越古今的奇特体验。

　　书画作品，往往百八十年修复一回。片中，书画组正在修复一幅贴在门扇上的清朝大臣的画，书画组的书画修复科科长杨泽华推测道：“这浆糊抹的不太厚，不知道那人（上一个修复者）长得什么样，一定是高高大大的。”修复室里一阵欢笑。

　　不一样的故宫

　　“解说n、l不分。”观众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评论里批评解说的口音。叶君笑着说，这是故意为之，本来就不打算找一个专业的配音。

　　该片解说配音曹志雄是湖南人，曾经是《鲁豫有约》的制片人，现在的职务是《超级演说家》的制片人。叶君认为，“这虽然讲述的是故宫，但是他们并不想做成一个就传统说传统的纪录片。我们背着唐诗宋词长大，但是我们也是用手机、电脑的现代人，经过现代趣味的处理，现在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

　　而这部纪录片能够让年轻人喜欢，更重要的是《我在故宫修文物》里的故宫并不是深宫墙里沉闷、严肃的故宫，故宫里的老师傅风趣、幽默、生活化，同时片中还有一帮爱说爱笑的年轻人。

　　拍摄期间，故宫里的杏子成熟了，落在地上的杏子成了蚂蚁的美餐。工作放松的间隙，木器组的成员们拿出棍子，开始了收获。在故宫里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这里绿意盎然，他们可以在瓜果飘香的环境里工作、生活。

　　有些树是他们自己种的，有些树是他们的师傅种的，还有些树，是生活在明朝或者清朝的人种的。

　　种些植物、养个鸟、逗逗猫，外加上朝八晚五、不能随意加班的工作制度，这些都让人羡慕不已。但是对于文物修复，这些“绿灯”都是为了让师傅们更加集中地工作，一点松懈，在文物修复上，都可能是无法挽回的伤害。

　　王津修复的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它原来的主人是乾隆皇帝，一个小毛病也许就得调上个一天半天，这个过程还得反反复复。王有亮在堆满调色板的工具桌上调配青铜器的颜色，不顺利时一个颜色都要调上一个星期。

　　这是个急不来的行当，与当下快速的生活观念格格不入。王津说，他的时间感与宫外的人们是不同的，“干这行最重要的就是坐得住”。

　　镜头下，纺织品修复组的陈扬正在办公室的一角织缂丝。在古代，缂丝的使用者非富即贵，皇帝龙袍用的就是缂丝工艺。一个熟练工一天也只能织出几寸缂丝，因此现在人们已经不用缂丝了。陈扬说，即使是苏州的年轻人都忍受不了缂丝。

　　2009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了纺织品修复组，这里没有所谓的师傅徒弟，参与工作的都是年轻的女孩。在进行特殊修复的时候，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不能开空调，“还不能抹粉底，不能化妆，不能喷香水，不可以做指甲”，女孩子们迅速地补充着。

　　最近几年，故宫每年大约吸收四五十名应届毕业生。在文保科技部，如今年轻人占了一大半。5年后，随着老员工慢慢退休，故宫将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替换成新鲜血液。

　　虽然许多观众看过纪录片，纷纷表示要到故宫修文物，但是其实很多年轻人并不愿意到故宫工作。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孔艳菊在进入故宫博物院之前，和大多数人一样，以为这里只是一个旅游景点。孔艳菊笃定地说，刚从学校毕业来这里工作时，每个人都很难适应，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才能适应，“一进入大宫墙，外面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就如同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孔艳菊说，刚入职时，故宫里安静的让她都不敢说话。

　　如今她已经是故宫里的老员工，也是镶嵌组的科长，她组里的年轻人也渐渐多了。但是在文保行业，即使已经工作5年的修复师罗涵，在这里还是个新人。

　　故宫在接受这些年轻人的同时，也引进了许多现代技术——谷歌眼镜、3D打印技术、扫描等，都慢慢成为故宫的装备。与此同时，面粉熬制的浆糊、猪血、生漆、鱼鳔等原始的技术也仍旧在这里流传。

　　如果没有《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我们与展厅里品相完整的文物擦肩而过时，很难知道它们曾历经断裂残损和惊心动魄的修复。

　　文物是过去式，但修复文物是正在进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