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堂陈氏传承述源

堂号是继姓氏符号之后又一重要的氏族印记，是氏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一个鲜明的标志。我族最早的堂号不叫“泗淮堂”。“泗淮堂”这个堂号诞生于1987——1990年第十次修谱。之前，琏公后裔二、三、五房到了六世有二十二支，后来有的支有了自己的堂号，先后出现过“桂山堂”、“前鹤堂”、“春润堂”、“历山堂”、“颍川堂”等等。第十次修谱人议商取“陈氏联语”“泗水家声远，淮滨世泽长”首二字统一堂号为“泗淮堂”。前此各祖支所用的堂号废止。这个做法是十分必要而正确的。既是同一始祖，就是一脉相承的一家人，一家人堂号就应该统一和唯一，没必要自立堂号。自立堂号，历久则生疏遗患。

然而，“泗水家声远，淮滨世泽长”这副联语在“家声远”、“世泽长”前加别的词，就成了别姓的联语。比如孙姓祠堂楹联是“南国家声远，东洲世泽长”。石氏祠堂楹联是“万石家声远，双莲世泽长。”而“泗水家声远，淮滨世泽长”并非我族家祠的联语，对我族而言并不具有独特性唯一性。县志载我族为“西湖陈”，陈琏“为西湖陈之始。”“西湖陈”之谓明中叶就有了。历史悠久，声名远播。酒是陈的香，堂号老的好。故此，第十一次修谱人根据主编建议议决改“泗淮堂”为“西湖堂”。回归原初和正统。

西湖堂陈氏以琏公为受命始祖，谱系也以琏公为一世。

在明思宗甲戌年（1634）出版的第一部族谱和民国十四年（1925）版泗阳县志中均记载我族“远祖”大约于元末明初从泗州板桥迁来桃源县（民国版泗阳县志405页），在恩福乡（今泗阳来安乡境内，含李口北部）八图五甲定居下来。到了明成化（1465）年间，“邑侯李公（明成化年间桃源知县李上达，福建闽县人，进士）与琏公“素知交之”，“为之拔籍”，琏公来到陆城乡（今城厢镇境内）五图七甲定居。 “邑侯李公”“精风鉴”（精通风水），又与琏公“交最善”，便在县治（今泗阳县城厢镇镇政府所在地）之西三华里许的贾家墩“卜地”“以赠焉”。琏公终老后葬于贾家墩西南约一华里许的陈家墩。民国十四年（1925）版泗阳县志记载，台氏“明初与西湖陈氏为姻娅，同时由泗州迁来”（见405页）。原来台氏是和“远祖”一起从泗州过来的，台氏来桃之后，桃源县自此有了台姓。这与流传在我家族内部关于琏公与台氏的传说大相径庭，可见传说不是信史。

家族内现当代有不少人认为元末明初来到桃源的是琏公，附录的台湾家谱里也持此说。其实不然。明成化年间能与县令交情很好的琏公，不大可能是青涩的青年，而应该是事业有成家业发达卓有成就的壮年士绅。那么，成化年间琏公应在50岁上下。由此上溯50年，琏公应该在明永乐15年（1415）左右出生。由此推断，美寰祖支六世能之公在始创谱序言中所说的“余远祖”，肯定不是指琏公。明初，哪怕从明开国元年（1368）算起，到明永乐15年（1415），时隔48年，这样，明初从泗州来桃的“远祖”应该是琏公的上辈。

从泗州来桃的这位“远祖”，启程时应该是个青年了。假定30岁来到桃源县，那么，到了明成化年间，是127岁，这不可能。那么这位“远祖”肯定不是琏公！我们甚至可以推定是琏公的祖父带着琏公的父亲在元末明初来到桃源。永乐15年左右，琏公诞生。琏公是位了不起的人，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而进入了明成化年间桃源知县李上达先生的“朋友圈。”

反过来，假使元末明初来桃的不是琏公的上辈，哪怕是刚出生的琏公，那么，从明初到明成化元年（1465）与李县令交集时已有97岁。县志载李上达先生在明成化年间任桃源县令，没有明确载明是成化间的哪年至哪年。这就是说，李公若是成化中期任职桃源，那么此时琏公岁数更大。不错，琏公品德高尚，行善积德，必有福报，到成化年间以百岁甚至百多岁还健在，李上达先生是明朝的一位好官，后来入了明朝的“名宦祠”，那么，一位好人，一位好官，纵使交情再好，纵使此时相互还能无障碍沟通交流，但李先生似乎也不大可能还要为一位百岁老翁“拔籍”，让其迁居。再者，我族古谱上凡寿高80以上的，都有“寿八十，恩赉粟帛”或“寿九十，恩赉粟帛”等等的记载，而琏公名下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最初从泗州板桥来桃源县的当是琏公上辈。

明成化年间的琏公当为壮年士绅，哪怕是中年士绅，和李县令在成化早期交好，元末明初来桃的也不可能是琏公，而是琏公的上辈。

琏公来桃之前的世系源流，族谱没有记载，是个空白。谱系始自琏公。能之公称“祖五公琏公”之“五公”，墓碑上刻的“明故始祖陈五公讳琏之墓”之“五公”，现当代人一般都认为指琏公排行第五，认为他有兄弟五人。可是我在吾族古族谱中从没看到明清的先人说起过他的排行。自明至清，族谱所载的所有文献里都从没有人说琏公有兄弟五人。也没有一个字述及其他四人，无论方志还是吾族族谱都无一字述及其他四人。这就让人对“五公”究竟是排行还是字号难免产生思考。说是指排行，有一定道理；说是指字号，也不无道理。目前尚无文献和实物资料证实谁是谁非。这是值得后世研究考证的一个课题。

再韩祖支六世勋之公在他第三次修谱后写的《跋》中希望后人加以考证，厘清源流。可惜，前人虽有十次修谱之举，然家谱中姓氏源流一项一直阙如。这大概是因为文献缺失，实在难以厘清。

美寰祖支六世能之公在明熹宗壬戌年（1622）间首创族谱。他在谱序中说：“陈氏始虞思而支庶遍天下，其一支流于泗。泗之板桥陈氏，相传以为余族也。元末鼎沸，迨明兴，余远祖徙于桃。”时间上，能之公离始祖虽近，但也已过去了很久！他关于吾族源流的说法既很笼统，又一笔带过。“余远祖” 、“相传”等词都没确指。“余远祖”迁桃源，我在上文分析推断当指琏公上辈人来到桃源。措辞这么谨慎，显然是因为琏公以上世系传承史料缺失，他也无法细述。的确如此。他的亲堂兄弟勋之公对此说得更明白：不知道始祖琏公上代祖先的源头具体在哪儿。勋之公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第三次所续族谱的《跋》里写到：“祖宗之本源始于泗之板桥者，凡我族人，广询博访，以及五世祖之所自出与始祖所从来，班班可考，斯亦孝子慈孙之所有事祖父之所欲为、欲行而不及为且行焉！后人体祖父之志而行之，岂非继志述事之道哉？愿族人共图之。”从远祖到六世，也即从明初（1368）到明熹宗壬戌（1622）年，已经二百多年过去，勋之公也只知道琏公由泗州板桥迁来桃源，不知道始祖之前列祖列宗的传承情况。几百年前，他就殷殷寄望于后世子孙能够“广询博访”，查清远祖的具体源流世系，以及来桃的具体经过；他希望后世子孙能够“共图之”，既要弄清楚各支五世祖的出身，又要从琏公开始往上把祖先的源流始末查证清楚，做成“班班可考”的确证。遗憾的是，从那时到现在，勋之公的愿望并没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