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莫多瓦 明星介绍(2)

　　从另一方面来说，阿尔莫多瓦又是一个乐观的人，或许是西班牙民族热烈奔放的性格和文化所致，或者是阿尔莫多瓦春风得意的心态所致，几乎所有影片中都有一个光明的、乐天的结尾。即使《我造了什么孽》片中女主人公如此贫困无助，几乎失去了一切，导演还是安排小儿子回到了家里；又如《濒》片，佩芭在最后时刻救了伊万，同时也不无解脱的了断了这份感情。《秘密花》里，帕拉德斯终于在另一份爱中感受到温暖等等。

　　这种近乎“童话”般单纯的大团圆结局，标志着影片主人公的精神和情感的回归（或称恢复）。尽管处在影片通俗剧的氛围下，也并非只是为了简单化地解决问题，而相反正是片中人物竭尽全力解决精神困境之后的一种必然结局。毕竟，人还是要活下去的，阿尔莫多瓦带着宽容的微笑面对着人生的苦痛和混乱。

　　《濒》片正是阿尔莫多瓦全力泡制的一份通俗剧大全，为了避免道德伦理上的谴责，阿尔莫多瓦甚至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己一贯所关注的同性恋情感、肉体之欢、乱伦情结、性变态等诸多敏感问题，而把精力放在感情纠葛和相应的人生闹剧上。

　　1989年的影片《捆着我，绑着我》中，阿尔莫多瓦延续了前作成功卖座的手段，将性行为的混乱程度降至最低，专心表现一段奇异的爱情故事，把男女主人公的感情和性关系的发展放在幕前紧紧关注。只有闲散的笔墨提到了班德拉斯与精神病院长的关系和失去性能力的色情恐怖片老导演的变态性心理。就在影片这种一对一的爱、性关系之上，导演又将感情的纠葛一下子经由男主人公的非常个人化的示爱行动推到极至：我爱你，你不爱我，没关系，我捆住你，绑住你，直到你爱我，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只有我爱你。这种情感方式几乎正与《濒》片南辕北辙。

　　这种强迫的爱情又为阿尔莫多瓦招来一片掌声和批评。追求刺激情感的现代观众喜欢看到阿尔莫多瓦对这种执着方式的认同，而卫道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方式的危险性和精神变异。班德拉斯一只手捂住睁大惊恐双眼的阿布瑞尔的影片海报，似乎也在为影片平添几分变态的恐怖。

　　1991年，阿尔莫多瓦推出融歌舞、悬疑、三角恋，软色情为一体的家庭通俗悲喜剧《高跟鞋》。在影片中，阿尔莫多瓦再次从女性的视角出发，演绎了一段悲欢离合、爱恨交迸的母女情。影片原名“远方传来的高跟鞋声”意指小女孩在卧室听到母亲从远处走来的高跟鞋声，这种飘渺不定而又若即若离的状态正是片中母女情感复杂纠葛的象征。影片仍旧由阿尔莫多瓦这一个时期喜欢用的女影星玛丽莎·帕拉德斯饰演歌星母亲，而在上一部影片的女主角维多利亚·阿布瑞尔出演女儿。阿尔莫多瓦影片中的女明星一向能得到很好发挥，这次也不例外，新老明星合作，为影片带来无限光彩。影片中仍旧出现了模仿女明星的易装男艺人，多重身份伪装的法官（探长）、女监同性恋、母女争夺情人等等怪异的人物和情节。其中以法官（探长）的角色最为离奇古怪。这个男人在影片开始不久以女装出现，模仿母亲女歌星的代表作歌曲（据说这首歌是著名爵士歌手DAVIDS的一首西班牙风格的作品），在歌舞时大肆释放女性魅力。而还没有卸下女装，就与阿布瑞尔扮演的女儿进行了一次近乎杂技式的性交，阿布瑞尔入狱后认识了一名女社会工作者，她一直在找寻的男友正是这个男人的一个卧底身份。一副大胡子的法官只有在独自一人时才除掉胡子，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甚至见自己的母亲也不例外。这种不戴胡子的面目是否也是一种伪装呢？阿尔莫多瓦极富兴致地玩味着这个男人的多重身份、多重面目。

　　这部影片中多次的歌舞场面，为影片增色不少，以女歌星的身份为出发点，导演成功的安排了几次歌舞场面，结合视觉上华丽俗艳的拼贴风格使得影片在视听上增加了更多的娱乐性，同时也更富西班牙民族特色。

　　曾被人指责为“硬性色情片”（HARD CARE）的《基卡》是阿尔莫多瓦在通俗家庭剧的边缘所做的一次尝试。出色的人物设置和情节编排是这部影片的特色，不说清混乱复杂的情节就几乎无法展现出影片的基本面貌。

　　阿布瑞尔在片中饰演一个曾为情所苦，现在却冷酷无情的电视台女记者疤面女，她极具象征意义和超现实主义色彩的装束是她外出时总在摩托车头盔上装放一架小型摄像机，以便第一时间获取新闻影像。而影片的女主角（由维罗尼卡·弗克饰演）是基卡的化妆师，是个乐天知命的快乐女人，周旋在男友和其作家继父之间。男友雷蒙怀疑继父模仿自己小说的情节杀了母亲，继父又是一个风流作家，相继与基卡和疤面女都发生过关系，是个老花花公子。而此时由狱中逃出一名强奸要犯，是基卡女仆的弟弟，在他来找姐姐时，意外见到熟睡中的基卡。无法控制欲望是这个动物男人的一大病症，当即上演了一场闹剧式的强奸场面。这个遭遇使得影片中本来就复杂的人物关系更加复杂化，最后演变成悲喜交加的结尾。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情欲游戏里，阿耳莫多瓦充分发挥了自己讲故事和性喜剧方面的天才。他把整个故事拍的时悲时喜，妙趣横生，充满悬念，粗俗而不下流的情色喜剧。

　　1997年，阿尔莫多瓦推出了《我的秘密花》一片，片中已经没有了以往阿氏作品中过渡狂乱的激情和软色情的性场面。同时，影片的荒诞性也降到最低。这部描写痛苦的影片，细腻迷人，散发着成熟内敛的韵味，是阿尔莫多瓦作品中较为少见的。但影片的女主角，由帕拉德斯饰演的女作家仍然具有阿尔莫多瓦片中女性最常见的神经质、敏感、紧张、痛苦、濒临精神崩溃等种种特质。影片开始的时候，两位严肃的大夫正在向一位紧张悲痛的女士解释她的儿子已经脑死亡，并劝说她贡献出遗体。这个尴尬的场面持续了好几分钟，观众才发觉这原来是一堂课的模拟训练。随后女作家出现，她竟然无法脱下丈夫送给她的一双小皮鞋。这个简单的象征似乎用的有失含蓄，但这种简单寓意的夸张手法正是阿尔莫多瓦的风格所在。

　　影片继续发展，观众对女作家执著于夫妻关系的做法虽然深报同情，但也并不以为然。导演将这种很通俗的情感赋予了强烈的戏剧性，但他更为关注的是这种感情对女人脆弱心灵的冲击。痛苦，无奈的痛苦。当女作家作出笑脸与母亲、妹妹、女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痛苦的一面；当她试图吞药自杀，又借酒浇愁的时候，我们看到痛苦的另一面；当她在学生游行队伍中，终于倒在编辑的怀中的时候，痛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最高潮；而当我们看到她和胖编辑坐在火炉边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痛苦的缓解和逐渐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