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万岁 爱情万岁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1978年秋，重大的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借着三中全会的东风，文学界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一系列平反。三中全会一闭幕，在新侨饭店，举行了大规模的座谈会，宣布为一大批曾被错误地批判否定过的所谓毒草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得到通知，去开会和讲话。我的发言低调，无非是说那篇作品并非敌对，不必那样上纲上线。许多多灾多难的作品，一股脑儿一家伙就解了禁了。
那时有那时的朝气、勇气、豪气、热气，主持这一工作的不过是文联与作协的筹备组，定了，就干，赶紧干，也就成了。
看来世界上的事还真难讲，当年的批判斗争热火朝天，泰山压顶，雄辩滔滔，深文周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硬是把好端端的作品打成反动宣传。突然，一下子全不算了，不费吹灰之力，不用讲什么大道理哪怕是小道理，所有的子弹炮火同伤痕遗迹，全部烟消云散。世界上的事怎么会这样虎头蛇尾，有头无尾，历史怎么会走得这样匆忙粗糙呢？
我突然想到，也许虎头蛇尾是世界诸事的规律，许多战争是这样，许多创作也是这样——如《红楼梦》，创世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
文坛一瞥话清明
1979年6月14日，我与芳双双回京。
我回到北京，成了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中国的“专业作家”与外文中的专业作家含义不同，恰恰相反，在外国，专业作家是指以写作为职业，靠版税生存的人，在中国，是指被“养起来”写作的人。
当时北京文联诸公对浩然的事意见不一。管桦，杨沫，都对浩然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员与司机也都喜欢浩然。另外有几位老作家，对别人在“文革”中挨整而浩然一花独秀，尤其是浩然当“文革”头目时的一次红卫兵批斗大会耿耿于怀。“归来”的我等（包括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都对浩然抱着善意。我等已经受够了，不想看另一个作家品尝被封杀冻结的滋味。
我也不想站队。我明确宣示过，我愿尊重每一位师长，但是绝对不投靠；我愿团结每一位同行，但是绝对不拉拢。我愿意把这些个想法提交给广大的读者，提交给历史。从个人经历来说，新时期以来，在我回忆的这个时期，我是有所不为，有所不取，有所选择的。
还有一件事我绝对不干。就是不与人搞口舌之争。至今如此，有误解，有歧义，有恶意，有胡说八道，我都是笑一笑。笑一笑是一宝，这是我的体会。我宁可再不写一个字，宁可转业卖糖葫芦，决不陷入文人相轻的下贱圈子中去。
第四次文代会
1979年10月30日，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幕。我看到那些老文艺家，坐着轮椅，扶着双拐，被人搀扶，口齿不清，惊魂乍定……都来了。老作家萧三、楼适夷等到了台上发言，说上一句“咱们又见面了……”，泣不成声……仿佛“文革”中整死的文艺家的冤魂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啦。
大会上一些中青年作家激动兴奋，眉飞色舞。有几个人发言极为活跃尖锐，例如柯岩、白桦，还有刘宾雁的讲话，全场轰动。他们本来不在文联全委的候选名单上，但是由于言发得好，人气旺，被增补到名单上了。
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词祝贺。人们对他讲的“不要横加干涉”欣喜若狂，掌声如雷。
但我的印象不尽相同。我是主席团成员，姓氏笔画又少，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我近距离地感染到了也领会到了小平同志的庄严、正规、权威，他的决定一切指挥一切的神态、举止和语气。他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员，他牢牢地掌握着局势和权力，他的姿态和论断绝无令文人们想入非非之余地。
我希望保持适当的清醒，我的发言是低调的，我的讲话角度是极“左”的一套离间了作家与党。我必须在热烈的情绪下立于不败之地。
34年已经过去了，回想起来除了大的社会变动的投影与有关政策的宣示以外，这样的盛大隆重的文代作代会竟然没有什么文艺的内容可资记忆。
吉凶祸福的测不准原理
1982年初夏，有友人告诉我，在今秋将召开的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有可能成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对此我深为震动不安。
我作为列席人员出席了十二大，看到候补委员中有王蒙的名字。
人，机缘，历史一直在互相调适，一直会出现错位与误植，一直会出现你改变了我与我改变了你，你改变不了我与我改变不了你的情景。我称此为人生的“测不准原理”。
“现代派”风波
想不到的是，十二大后等着我的是关于“现代派”的风波。时在中国作协外联部充任法语译员的高行健先生写了一本书：《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其实是一部通俗的小册子，谈到所谓西方现代小说里时间空间的处理，心理描写与意识流等。李陀、刘心武、冯骥才三人各写了一封给高行健的信发表在《上海文学》上，表达对此书的兴趣。我因上海的《小说界》催稿甚急，写了一篇小文，介绍并称许了高行健的书。
想不到的是这成了一件事，似乎是异己的现代派思潮向中国发起了袭击。胡乔木更看重的则是甘肃出版的一本《现代文艺思潮》，尤其是该杂志上发表了东北诗人徐敬亚的一篇文章，《崛起的诗群》，被认为是颠覆性的。
《文艺报》的一批骨干，面对现代派之说如临大敌。
此次的现代派风波，带有给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我一个下马威的色调。
好在胡乔木对我是既忠告又保护。他肯定：“你走得不远”，我想他看重的是我的作品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少共情结。我的“此致布礼”大大帮助了我在猛批现代派的风浪中矗立不倒。
乔公在1983年春节期间亲自给中南海的车队打电话，要车去接我和我爱人到他家小坐，极大的友好情节一传出去，《文艺报》的某些人长叹一声，领导对王的态度不一般啊!便只好放过了王某。
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后来夏衍写了文章，巴金老也发表了看法，都不赞成那样如临大敌地批现代派。这使得一些不大不小的领导更加不安。
《文艺报》的同志收获的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果实。后来，张光年同志与作协班子决定，《文艺报》改成报纸形式；冯牧改去编《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唐因到文学讲习所(后改名鲁迅文学院)主持工作；编辑部主任刘锡诚到民间文学研究会；理论组组长李基凯则不久到美国探亲，没有再回来。我私下认为，这是该时的《文艺报》向周扬叫板的结果。
中央委员会
我自1982年秋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前后参加中委活动十年。
每次会议上，我都看到许多领导人物、实权人物、知名人物、权威人物。我一方面感到一些拘谨，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心存惊叹，党可真有两下子，天南海北，党政军企，身经百战的虎将，运筹帷幄的官员，各有绝门的专家，各色头面人物，土的土，洋的洋，文的文，武的武，汉满蒙回藏苗瑶……堪称网罗殆尽，硬使几百万几千万各不相同的人物拧成一股绳，使成一股劲，团结起方方面面，管理住东西南北，步调基本一致，朝令大体夕改，说贯彻就贯彻，说制止就制止，说转弯就转弯，办成一件大事又一件大事，错误也没有少犯，犯完了改过来再干，仍然是说嘛算嘛，指东绝不打西……
清明的心弦
1983年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讲了不要搞精神污染的问题。时隔30年，我现在写到这段历史，写到我在反精神污染时撰写的散文诗《清明的心弦》的时候仍然自问：什么叫清明？我其实完全没有弄清明，我不明不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