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万岁 爱情万岁(2)

这一段时间文艺界确是常常被内部通报。新的领导方法并不是放任自流，自由世界，而是改理论思想的纠偏为力图严密的管理，不争论，不炒作，不咋呼，不动声色，堪说是不吭气地管住管严，天下太平，令“有害信息”无法出笼，一出笼也先挨上一棒子，再一棒子；个案处理，不搞左右之类的概括，以行政性具体措施性管理取代意识形态的唇枪舌剑，对待创作者尤其是名人放宽尺寸，团结帮助，以礼相待，而对于发行者经营者编辑者各级各单位大小领导干部严格约束，以行政性奖惩取代理论观点性激战，主要是运用行政权力而不是话语权威来管……这些，都是后话，而此时已露端倪。

有过这么一次作代会

1984年年底到1985年年初，开了一个跨年度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会上，我当选为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说来话长，居然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有说是闹翻了天的，有说是多么好多么民主的，有的赞扬，有的愤恨。

开幕式上，宣读各领导人贺词贺信的时候，胡乔木的声音受到冷落，周扬的名字轰动全场。有人发起了致周扬的慰问信，会场上悬挂着这样的大信，许多人去签名。我没有签。

会议的主题是创作自由，但创作自由不是喊出来的，它是一个逐步实践、落实与拓展的过程。然而同行诸兄诸公是没有人注意什么“充分珍惜与正确运用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创作自由”的。认为文人同行能“充分珍惜与正确运用”的人，如果不是白痴，就是婴儿。

四次作代会的结果是好几个重要的作家诗人落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丁玲、刘白羽、贺敬之、曹禺等，他们都是作协副主席的候选人，而且名字都印到了选票上，本应无疑问地选上的。曹禺的落选主要是因为他已经当选为剧协主席了。而其他几个人的落选就与舆论、与各种窃窃私语有关。

有一位领导很生动地形容这种文艺头面人物的内斗：从上海“左联”时期就斗，到了延安，斗得更厉害了。抗战胜利，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仍然继续斗。直到“文革”，全完蛋了，消停了些。“文革”一结束，又斗起来……最后两边的人都逝世了，一看，两边的悼词，并无不同，都是优秀的文艺战士，都是杰出贡献，都是巨大损失，谁也没比谁谁多斗出个一两一钱来……

极“左”只能消解

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使我得到了一大启发，极“左”是没有出路的，极“左”的文化专制主义，以“文革”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政策是没有出路的，极“左”与极右是互为依据的，极右同样是只能头破血流，祸国殃民。但对“左”不要搞什么大批特批，大批特批的方法与举措本身就是极“左”的产物。

我的体会，极“左”只能消解。生活是消解极“左”的，市场是消解极“左”的，经济运转本身就是消解极“左”的，执政党的地位是消解极“左”的，小说诗歌散文影片电视剧相声大鼓都是消解极“左”的……同时克服与消解极右。

我相当反感那种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由于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中烈士出得太少的各类暗示。“左联”五烈士，雨花台的枪声，郁达夫的被害，王实味掉了脑袋，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丁陈集团，成千上百的作家划成“右派”，“文革”中《红岩》作者之一的坠楼，傅雷的全家自杀，郭小川在黎明到来时死去……你为什么那样嗜血？

中国总是这么绝门。查阅资料，外国讲人文精神，是讲脱离神学的钳制，承认世俗与人，而中国讲的是脱离物欲的引诱，走向伟大的理想精神，甚至视世俗为罪恶。同样叫人文精神，外国强调的是人，人的而不是神的。我国强调的恰恰相反，我们强调的是原文中并不存在的文与精神，而不甚在意于人。绝了。

明年我将衰老

《花城》2013年第1期发表了我的短篇《明年我将衰老》。

2013年，我就要79岁了，而按照过去的民间习惯，我的“虚岁”业已80，从1953年我动笔写《青春万岁》算起，我从事文学写作已长达60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65年。感谢上苍，从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这个寿数。

2013年对于我是重要的，这一年，怀念着也苦想着瑞芳、万念俱灰的我在友人的关心下结识了《光明日报》的资深知名记者，被称为美丽秀雅的单三娅女士，我们一见钟情，一见如故，她是我的安慰，她是我的生机的复活。我必须承认，瑞芳给了我太多的温暖与支撑，我习惯了，我只会，我也必须爱一个女人，守着一个女人，永远通连着一个这样的人。我完全没有可能独自生活下去。三娅的到来是我的救助，不可能有更理想的结局了。我感谢三娅，我仍然是九命七羊，我永远纪念着过往的60年、65年、80年，我期待着仍然奋斗着未来。当然，如我的小说的题目，明年我将衰老，而在尚未特别衰老之际，我要说的是生活万岁，青春万岁，爱情万岁。

[责任编辑:张品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