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花腔女高音周小燕的爱情与婚姻(组图)(2)

　　张骏祥、周小燕与儿时的张本。

　　婚后不久，他们搬入原本是陈白尘先生住的房子，在复兴西路44弄的一套公寓。搬进新居后，周小燕的母亲董燕梁知道女儿不善家务，让跟了自己多年的钱妈去照顾女儿女婿。婚后的日子甜蜜而平淡，两人都是大忙人，聚少离多，有时会几个月碰不到，这主要是张骏祥出外景下生活的缘故，但周小燕没有抱怨，有人问她两人吵不吵架，她回答：“不吵，因为在一起时间少，没机会吵。”

　　结婚后，张骏祥与周小燕相继有了女儿张文和儿子张本，张文活泼，张本文静，给家庭带来莫大的温馨和欢乐。在外人眼中不苟言笑的张骏祥，跟孩子们在一起时完全是一个慈爱的好爸爸兼大朋友。

　　有时妈妈要在客厅里教学生，爸爸便带上门，同两个孩子在卧室里偷着玩，要么一起看漫画，模仿画里滑稽有趣的样子，听故事开心了，讲的人和听的人一起在床上翻滚打闹。有时闹过头了，钱婆婆便来叫喊“床要被压塌了”。

　　全家在杭州。

　　张骏祥爱孩子们不止于儿女，儿女的小朋友、弄堂的小邻居常来他们家看那时候很稀罕的电视，那台苏联造的“红宝石”牌的电视机讯号不好，张骏祥便承担起“技术保障”的任务，用两根铁丝做成土天线不断地调节，虽然屏幕上仍是雪花一片，可是小朋友们对这位大朋友很满意，对张文说“你爸爸真好”。

　　四十多岁才有了孩子的张骏祥在儿女面前完全显露了他温和柔情的一面，周小燕总说“他比我更宝贝孩子”。

　　星散四方“文革”开始，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10岁，都在学习和长身体的时候，囚禁中的张骏祥虽然不能肯定，但也猜得到周小燕的处境不会比他好多少，比起自己，小燕虽然少了顶“走资派”的帽子，但她留洋的时间更长，会不会也被戴上“外国特务”的帽子呢？她要是也被隔离不得回家，两个孩子怎么办呢？每想起这些，张骏祥心里便倍受煎熬。

　　家里正如他担心的那样，周小燕也被隔离审查，抗战时期从未到过重庆的她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重庆黑线班底”的罪名，但还有一定的自由，除了接受批判外就是监督劳动。当时她和张骏祥的工资早被停发，每人每月只有15元的生活费，都交给了管教人员，孩子们的生活开销无从谈起。儿子张本如今忆起那段岁月，仍然深深感念保姆钱婆婆的善良和博爱，她不拿东家的工钱，反而自己贴钱抚养主人家的孩子，这是何等宽博的胸怀。

　　中共九大后，“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改观。先是周小燕在1969年10月解除隔离去梅陇劳动，不久“五七干校”成立，又转去奉贤的干校。时隔不多，张骏祥从“少教所”出来，也去了干校。

　　据周小燕后来回忆，那天她在干校劳动，有人告诉她校门口有人找，她走到门口，只见“一个老头，头发花白，佝偻着身子，拎了个旧包”，定睛看才认出是分别了两年的丈夫。两年的时间不算长，却让张骏祥的模样老了十年都不止。此时女儿已去了黑龙江，儿子中学还没毕业。女儿走前，总算获准去见了父亲，按管教人员的要求，孩子们在见面时要爸爸“不要顽固不化”，张骏祥依然沉默不语，只是流泪，最后说了一句“我对不起你们”。

　　“文革”后全家合影。

　　一家人星散四方，不过，他和周小燕都在奉贤那块海滩上，住处、劳动的地方仅隔了一条河，而且吃饭也在一个食堂，但规定不能来往。在食堂遇见，周小燕总是满不在乎地过来同丈夫说话，张骏祥却有所顾忌地寡言少语，其实，同妻子有短暂的接触，能看到她乐观开朗的样子，心里是高兴的。

　　当时，张骏祥被派去养猪，周小燕则分工养鸡，干校的同事戏称他们为“猪公”、“鸡婆”，他们自己也觉好笑。“文革”结束后，周小燕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对这段生活的评价是“它教给我很多知识，比如养鸡”。

　　干校的日子虽然清苦，但总算有了相当的自由。晚上张骏祥到田边散步，一则排遣郁闷，二来锻炼身体，空余的时间用来读书，那时他读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仅现在留下的一本笔记本里就有他写的近四万字读书心得。

　　但几年下来，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让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了，顶着“牛鬼蛇神”的帽子去看病，即使不遭白眼，医生也是马马虎虎漫不经心的。他给弟弟的一封信里说“现在最好不要生病，生了病够呛”。让他多年后还不能忘记的是一次他去看牙，医生竟然说“六十二了还补什么牙呀”，说起这段往事，张骏祥幽默地补充道：“但工宣队没有嫌我老，照样叫我挖河拉粪车。”

　　相濡以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