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花腔女高音周小燕的爱情与婚姻(组图)(3)

　　晚年张骏祥与周小燕。

　　1979年，张骏祥又被任命为上海市电影局和上影厂联合艺委会主任，而1978年他重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也标志着他的政治地位的恢复。周小燕此时也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被任命为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又像“文革”前那样，夫妇俩经常同时不在家，或是出国或是到京城开会。忙碌之余，张骏祥最大的心事是两个孩子的前途，他在给弟弟的信里叹道，整日忙来忙去，“两个孩子的前途也无法过问”。

　　此时女儿已经返沪，儿子还在公交公司做司机，虽然都在身边，但儿女的学业被“文革”耽误，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父母担忧都已二十多岁的孩子如何成家立业。后来张文有机会去美国，在当地还考上了大学。很多年以后，周小燕还记得女儿出远门时张骏祥的不舍和担心，他念叨孩子一个人走那么远，中途还要转机，身边也没有美金，直到女儿来了电话说平安到达，他才放下心。数年后儿子张本也去了美国学习计算机。

　　晚年张骏祥与周小燕，墙上的画是他们结婚时吴作人赠送的《双象图》。

　　1979年12月，文化部一纸调令，任命张骏祥为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在同时任命的五个副局长中排名第一，并仍兼任上海局局长。在北京的两年多时间里，张骏祥曾几次要求回沪工作，但未得同意，他在给弟弟的信中不免叹息“我年龄大身体不好，没有非扣我在北京的理由，但有时有理也讲不清事”，工作上也是“奇忙，越来越忙”，超负荷的脑力劳动使这位年过七十的老人不胜负担。到1982年的上半年，文化部和电影局的领导班子都作了调整，免去张骏祥的副局长职务，他终于可以回上海了。

　　晚年的张骏祥为病痛所困，却常以幽默的态度对之。有一次，几位同岁都属狗的老人，陈鲤庭、汤晓丹、徐苏灵和他聚会，有人发现张骏祥的耳朵不好，但对陈鲤庭夫人毛吟芬的话倒听得清楚。对此，张骏祥解释：“女人的声音音频高，易听清。”毛吟芬打趣：“那你家那位花腔女高音的声音你最听得清了。”张答道：“不，是听得烦了。”在座的白桦问张为何不用助听器，张回答：“讲话有回音会一道吸进助听器，反而听不清。”白桦说：“那是立体声。”张还说：“我可以装得像听见一样。”

　　张骏祥退了下来，而周小燕仍忙得不可开交，1988年她筹划成立周小燕歌剧中心，张骏祥怕她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身体会受不了，却又不得不帮她，给她出了很多主意。周小燕工作起来，玩命的程度比起自己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忙起来还会丢东西，拎包、眼镜、围巾都丢过，张骏祥连呼简直是“天女散花”，“漏斗脑袋”，“马大哈不可及也”，埋怨中透着逗趣和理解。周小燕经常在家里上课，张骏祥对人说，他家的客厅里时常是“高朋满座”，“鬼哭神号”，但他从不反对，只是把中间的门关上，自己待到里面的小房间去，有时也不用关，因为耳聋，“反正听不见”。

　　但疾病终于还是打倒了张骏祥。1993年他因血压低又一次昏倒送医院抢救，从此便长住医院直到去世。有力气走路时，他会踱到窗口，茫然地看着外面的世界，一动不动。同住在华东医院的黄宗英在走廊碰到他想与他说说话，却不成，耳聋不说，反应也逐渐迟钝了。

　　周小燕开始对去外地的邀请一概拒绝，留在上海照料丈夫。1995年为纪念抗战50周年，电视台想请她到长城上重唱当年她唱过的《长城谣》，周小燕顾虑丈夫的病情想拒绝，张骏祥反而要周小燕去，最后是去了当晚就赶回来。

　　在最后的日子里，周小燕上午上课，下午拎了家里烧的饭菜去医院，晚上再走回来，每次分别时，张骏祥都要亲吻妻子的手。

　　晚年张骏祥和周小燕。

　　1995年到1996年，夏衍和陈荒煤相继离世，家里人没有把消息告诉他。其实，此时的他已陷入阵发性的昏迷之中，有时连亲人也认不出了，但让周小燕又惊讶又难过的是，有一次张骏祥竟对她说，“你来迟了，刚才白求恩来过了”。

　　清醒的时候，他会久久地凝视着妻子，嘴唇蠕动着，俯下身子可以听清他的话，“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1996年11月14日，张骏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相依相伴了40多个春秋的爱人，终于没能再陪伴周小燕继续走下去……

　　（作者系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原副所长，上海影协原副主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