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实录：我先当女儿后当“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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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实录：我先当女儿后当“妈” (2011-01-13 08:59:31)
标签： 情感实录 采访 真人 真情 真故事 分类： 情感实录（采访）
【情感实录】
与母亲相依为命68年
我先当女儿后当“妈”
倾诉者：阿翻（女 68岁）
时间：2011年1月6日13：45－15：30
倾诉地点：厦门日报报业大厦17楼
记录者：本报记者黄静芬
68年漫长时光里，她是我的妈妈，以微薄之力照顾我，让我有饭吃，有书读。然后，我成为了她的“亲姐”、“亲妹”、“亲妈”，以竭尽全力照顾她，在她享年95岁的时候，送走了平静安详的她……
阿翻与母亲的故事，阿翻与母亲相依为命68年的故事，让人动容，让人的眼里，情不自禁泛起泪光。
当时我母亲就站在房门口，听着她母亲痛苦的声音慢慢低下去，慢慢低下去，最后寂然无声
我母亲出生于1916年。我外婆家里很穷，外婆的一生里，共生了9个女儿，一些女儿要么一出生就夭折，要么一出生就送给了别人。我母亲16岁时，我外公就把她随便嫁掉了。我母亲17岁时，我外婆就去世了——我外婆是在生最小的女儿时，因难产大出血而去世的。当时我母亲就站在房门口，听着她母亲痛苦的声音慢慢低下去，慢慢低下去，最后寂然无声。我母亲最小的妹妹也因此没能存活下来。
我父亲家是农民，也很穷。我父亲兄弟3人，大哥是哑巴，未成家就去世了。我没出生时，我父母就和二伯父分家了。我母亲一共生了3个女儿1个儿子。我的姐姐3岁时生病夭折，我的哥哥因出麻疹也夭折。我是1942年出生的，我很小的时候，正值抗战时期，有一天我父亲突然发高烧，村里有3个30多岁的男人也同时发高烧，且高烧不退，第二天就全部去世了。很久以后，村人才开始怀疑，父亲和3位村人的死亡之谜，会不会是日军的细菌弹而导致的呢？父亲去世的时候，我的妹妹才几个月大，没多久，妹妹也夭折了。
从此，家里就只有我母亲和我了，我母亲拉扯着我，异常艰难地度着日子。解放前夕，国民党抓壮丁，我二伯父有2个儿子，二选一，得有一个去当兵。我的小堂哥人老实，又耳聋，大堂哥就丢下新婚的嫂子当兵去了。大堂哥说他比较灵活，可以当逃兵跑回家来。大堂哥当兵后，仅到第一个驻扎地点后给家里来过一封信，就再也没消息了。我们都猜想他或许是逃跑时，被打死了。
小堂哥人很好，帮助、资助我们家成为他的义务。后来，经人介绍，我母亲将我寄养在小堂哥家，自己去了泉州培英女校，给一位老师当保姆。当保姆时，母亲十分想念我，仅仅一个月过去，就跑回家来。那位老师说我母亲是好人，做事利索清楚，就寄来生活费和路费，让我母亲带上我去她家，让我和她的女儿一起念幼儿园，让我母亲继续在她家当保姆。
小堂哥却劝我母亲不要出去当保姆，说我母亲走了，她的大嫂也会有样学样，也会离开家的。考虑再三，我母亲留了下来，在家里种田，家里的一些粗重活，小堂哥总是帮助做一点。
在农村，家里没有男孩是不行的。解放后，邻村有一个很穷的人，领着3个儿子一起当乞丐。在村人的建议下，母亲就把老二要来当自己的儿子。这个男孩比我大3岁，母亲将他送进学校读书，可他只读了半个学期，就跑回自己的家，不再回我家了。
母亲很苦闷。老师来家里家访，很奇怪地问母亲：你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什么不让她去读书呢？那时，农村非常重男轻女，即使是亲生女儿，母亲也没想过要将我送进学堂。在老师的开导下，我背上“哥哥”留下来的书包，书包里装进“哥哥”留下来的书本，踏进了学堂。而母亲，也再没有去把那个“儿子”叫回来。
我母亲捡回一条命后，还虚弱地扶着墙蹒跚走动，仅能勉强照顾自己时，就催我回去上学
日子很苦，母亲只好出去当保姆。母亲每次去当保姆，就将我寄养在小堂哥家。我还记得抗美援朝时，村里搞捐款，母亲拿了500元（相当于现在的5角钱），让我上台去捐。我上台时的那份自豪感，至今记忆犹新。
我读书成绩很好，初中是保送的，高中也是保送的。我读初中和高中时，离开了家，与同学一起租房子住。我记得国庆10周年时，我和同学一起上街游行，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热风》杂志上。
1962年，正值困难时期，那年考大学取消了保送生，我们学校50多个女生仅考上5位，我是其中之一，我考进了福州大学。
我母亲一直在当保姆，不断换东家。她的东家有老师、华侨、医生等等。母亲呆得最久的一家是一位老华侨的家，老华侨人很好。1963年春节前，我母亲得了严重的胸膜炎，老华侨把我母亲送进医院，我母亲没有告诉我她生病了，而那时，我没有回家计划，是考虑到路费问题。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偷偷给我写信，告诉我，我母亲生病了。我赶紧回家。其时母亲三分之二的肺部都是脓性积液，院长从母亲的背部扎针，抽出半脸盆的脓液，母亲才能躺下去。那年，我是和母亲一起在医院度过大年的。
老华侨从香港、国外买来盘尼西林等药物供我母亲治疗，把我母亲的命从鬼门关里拖了回来。我母亲捡回一条命后，还虚弱地扶着墙蹒跚走动，仅能勉强照顾自己时，就催我回去上学。我看着母亲病歪歪的模样，一点不想回学校。母亲苦苦哀求我，我只好回去。回学校后，同学们纷纷为我捐款——我这样一个保姆的孩子，能够读书，能够读大学，如果没有依靠国家的培养，依靠同学的资助，是不可能有我的今天的。
1966年，老华侨去世了，他留下遗言，说我母亲照顾他一家那么久，如果他走了，我母亲愿意留下，就继续留下，如果我大学毕业后，母亲要跟我一起生活，就留一间房子给我们。可是，老华侨的丧事才办完，他家里人就让我母亲不要留在他们家，就撵我母亲走。母亲受到深重刺激，不知何因，突然神经错乱了，我只好把母亲接回小堂哥处。
1967年，因文革停课，我们没有毕业分配。我把母亲带到学校，和我一起住进学生宿舍。我带母亲去医院看病，遇到一个闽南人医生，母亲吃了他开的药仅仅一周，病就好了。
我那时有助学金，经常和同学一起，两个人买两份饭，和我母亲一起三人分着吃。那时有一个侨生结了婚生了孩子，让我母亲帮忙带孩子，给我母亲一点钱。这样，我带着母亲，在学校混了一年——其时，很多同学大串联去了，许多宿舍都有空铺位，我让母亲睡我的床，我打游击去，哪个女生宿舍有空铺位，我就去哪个宿舍的空铺位睡觉。
母亲痴呆得更厉害了，她认不得我这个女儿了，她一会儿喊我“亲姐”，一会儿喊我“亲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