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想到梁振英(2)

1985年，梁振英伴随中英谈判的步伐踏入香港政坛，加入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为180名委员之一，后来又获选为19名执委之一。开始了迎接香港回归祖国的伟大实践。此后其历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委员兼政务小组组长、筹委会副主任以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88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十条里允许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与梁振英向内地介绍香港土地制度的努力不无关系。同年，梁振英参加了上海第一次公开招标卖地的标书中文版和英文版的起草工作，并参加了在上海开始的大规模的住房制度改革。

在中英谈判香港前途的关键时刻，梁振英说服中央接受他的意见“毋须业主拿出大笔钱补地价，而以征收新地租的方式，解决了1997后香港界限街以北，全新界九龙房地产年期在1997年到期后怎样续期的大难题”。这份意见书，交到港澳办手上，最后成为中方意见，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关于土地契约》的主要内容。因此，梁振英为中英谈判的顺利进行和实现香港的顺利回归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97年7月香港回归后，至2011年9月，梁振英担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政府核心决策机构）成员，协助行政长官进行施政纲领和经济方针的决策。1999年7月1日升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进入特区政府决策权力的核心。30多年来，梁振英一直都在从事关心香港前途和命运的工作，倾注了很多心血，融入了深厚感情。曾有记者问他：当您看到“改革开放”、“30年”和“香港”这三个词汇连在一起时，让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香港走向祖国怀抱和内地走上改革开放这两条线，是如何互相推动的？梁振英这样回答：“我最先想到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感。我们这一代人，不管在香港或大陆出生，成长过程中，都有强烈的历史感和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的青少年时期，在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中，接触到百多年来中国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复兴所作的牺牲和努力，也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中，接触到国家的落后和动荡。我们在1970年代末离开学校，事业开始就碰上了中国改革开放为我们带来的极大机遇。这个机遇不仅是个人发展事业的机遇，更重要的是为国家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机遇。我在英国留学时的同学当中，不少人在1970年代中后期到中国驻英大使馆打听，希望有机会回国服务，这些同学都是念自然科学的，当时国内条件不具备，不仅是生活条件，科研条件和政治条件都不具备，最后只有一两个同学成行。我念土地经济，懂点房地产，当时内地没有私有土地产权的概念，政治上也不允许，因此，我是无用武之地，对念自然科学有机会回国做科研的同学很羡慕。因此改革开放初期，知道香港有人组织了“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经常到内地讲课，也需要我这种人，对我来说，是一偿心愿。能够在香港发展自己的事业，同时为国家的发展出力，取得一些成绩，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机遇和光荣。内地改革开放和香港的发展，是互利互补的良性互动。通过借鉴香港的部分制度、政策、技术和文化，内地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取得快速的发展，而由于内地的发展，香港的回归有了更好的条件。我经常说1997年香港回归时，如果当时内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停留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水平，香港回归后维持稳定繁荣的目标必定遥不可及”。为此，梁振英还组建了“‘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他曾说，“百多年的历史问题、香港几十年的前途问题，均以和平手段顺利解决，足以在历史上大书一笔。”在梁振英的办公室里挂着两幅地图，一幅是香港，另一幅是深圳和珠三角地区。他说要研究香港，就必须充分研究它的地缘关系，也就是与深圳，与内地的关系。

可见，梁振英先生在当选特首之前已从政多年，深知香港社情，民情和政府的行政运作。同时，他对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及香港未来的发展定位，有着清晰深刻的认知。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与香港的顺利回归是密不可分的，祖国的经济发展与香港的繁荣稳定也是相辅相成的。因此，香港的未来就在于同大中华经济圈的深度融合与产业重建。香港需要一种突破传统机制与僵化思维的变革，需要稳中求进的持续发展，香港的希望在于港人团结一心的实干，而不在富豪的肩上。当时的梁振英已看到和看准了这一点，这是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是一种眼界，一种胸襟和一种气魄。也许这就是他成功当选香港特首的履历和资本。

然而，自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梁振英履新第四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以来，施政道路并不平坦。由于多年民生问题和深层矛盾的累积，泛政治化思潮泛滥和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等因素影响，对新政府施政改革形成严重掣肘，许多经济政纲和民生议案被泛民议员以“拉布”行动不断阻扰，难以顺利落实。加之，新政府问责团队履新１年来，又出现麦齐光和张震远等个别问责官员的诚信危机，使政府问责团队的诚信受到冲击。面对２０１７年特区行政长官普选期的临近，反对派更借机跳动内耗，激化矛盾，攻击特首。一些前政府高官也不顾大局，说一些不负责任，不切实际，不利于团结和挑起内部矛盾的话，将责任和矛盾的焦点都推给梁振英特首，企图制造内部的分裂。殊不知在香港目前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生态下，不管是谁坐在特首位上，都需面对这样的困局。尽管矛盾尖锐，阻力重重，但梁振英团队仍克服困难，迎难而上，施政１年，推出多项确实有效的利民利港的经济政策，压抑楼价，舒缓通胀，拓展经济。

今年以来，反对派提出“占领中环”行动，企图以“公民抗命”的违法方式，否定“基本法”的神圣地位，破坏香港特区循序渐进的政制改革，陷香港于无政府状态。因此，究竟是“谁在坑港害港与谁在爱港护港”已经一目了然。我们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香港需要的是真正关心香港未来和努力改革实践的特首；而不是满嘴政治口号与文革式污蔑斗争的空谈政客。因此，是历史选择了梁振英，香港需要梁振英。香港社会应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应多一些理性的声音，应给这位勤力务实的新特首多一些施展理想与责任的机会，多给新特首一些强化团队和改善施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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