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叶剑英为何没有被打倒？
内幕曝光 文革中叶剑英为何没有被打倒？
庐山会议结束后，叶剑英以为自己还要回湖南，没想到周恩来留住他，要他散会后不要先走，和他一同回北京，有重要使命。叶剑英在庐山又一次和毛泽东会面，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作为陈伯达专案小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代表周恩来和中央去福建、广东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
“二月逆流”之后，叶剑英陷入了挨批受冷落的境地。1967年2月，位于中南海西门的怀仁堂也燃烧了一把火，这火从开国元勋们的胸腔喷发而出。然而这把火最终没能烧毁“文革”小组利令智昏的头脑，却将自己烧得伤痕累累……
第一节 “二月逆流”前后
叶剑英是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元帅，他以刚柔兼存、大智若愚、荣辱不惊的优良品格彪炳于世。
叶剑英和总理的个人感情很好，他们相识共事了几十年，特别在总理患病以后，几乎都是由叶剑英亲自负责总理的治疗，大的主意都是由他拿的。
因为叶帅为人和蔼，没有架子，我和他的个人感情也不错，经常上他家里去看望他，和他的孩子们关系也不错，至今有的孩子和我还有往来。
在我的感觉里他是一位能下最大决心，产生最高智慧的元帅之一，也是能忍受莫大屈辱，保持恬静心境的元帅之一。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他数次被贬，却能安然置之，几入冷宫，却从容不迫，表现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品质。
从历史上看，叶剑英在党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表现出非凡的智谋，为扭转危急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长征途中，他在粉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斗争中立了殊功；西安事变后，他协助周恩来奔波于国共两党之间，为谈判奠定了基础；直到以后妇孺皆知的粉碎“四人帮”斗争，他又起了关键作用……
“二月逆流”之后，叶剑英陷入了挨批受冷落的境地。1967年2月，位于中南海西门的怀仁堂也燃烧了一把火，这火从开国元勋们的胸腔喷发而出。然而这把火最终没能烧毁“文革”小组利令智昏的头脑，却将自己烧得伤痕累累。当他们中间有人背负沉重压力惨痛离开这个世界时，终不能瞑目的是何罪之有的冤屈。
政治局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当时主持党政军工作的同志和“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各地夺走资派权、革命派大联合等问题。这次会议的结果，也就是后来在元帅们头上戴了数年之久的“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
元帅们对“文革”以来的矛盾和不解以及焦急在这次会议上大爆发。会上对立为两派：一派是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为首的元帅们；一派是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一伙。两派围绕着“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向脾气温和的李富春在第一天会议上对康生拍案而起。第二天，以沉稳寡言著称的叶剑英又一马当先，打了个重磅炸弹。他的巴掌重重击打在桌案上，事后才发现自己的小指骨头因为用力过猛而折断了。
元帅毕竟是元帅，凡是军人又大都个性耿直，像恒星那样，不掩盖自己有光的轨迹，暴露自己的全部思想。
叶剑英首先质问张春桥：“上海夺权，搞什么上海公社，这样重大问题，不报中央，不经政治局讨论，是想干什么？”
“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辩解道：“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怎么是错误？不要忘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的原则，这些在马克思著作里都有详细论述。”陈伯达在当时被称“大理论家”，说话喜欢引证历史伟人的警句，好像非常精通理论名著。
“我们一不读书，二不看报，也不懂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答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是不是革命可以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军队？”叶剑英冷笑着问道。
陈伯达气得还想和叶剑英申辩，结果被元帅们一顿抢白，只好把话题转移到其他方面，到会的要数谭震林的火气最大。会到半截，他拍案而起，中途退会，到了门口，被大家劝住，才又义愤难平留下来。会上，陈毅戳了康生的痛处，用1943年的延安整风来警告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这可是犯忌的比喻。
激烈争论一直持续了好几天，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为顾全大局，极力稳定双方日益升温的情绪，同时对康生等人的过激做法谈了自己的看法。
当晚，叶剑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今天和伯达打了一仗。”
毛泽东很干脆地对叶剑英表态：“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
叶剑英心里觉得踏实多了。
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决不会罢休，他们惟一能压倒元帅气势的办法就是在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夸大其词，惹怒毛泽东，然后借伟大领袖的指示清除他们的心头之患。果然，毛泽东听了“文革”小组的汇报后，心情不悦，至少对有的元帅用延安整风来比喻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那是针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是不是要想翻案，要请王明回来？”
有了尚方宝剑，陈伯达一伙马上反击。
还是在怀仁堂会议室，气氛却已经变了。元帅们无法抗拒他们的领袖，又无法理解眼前的局势，只好将满腹委屈、满腔义愤和无比的困惑强压进心里，默默承受这不公正的批判。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错在哪，所以这种承受要比任何承受都要痛苦。
叶剑英身为军委副主席打头炮，自然是重责重罚了。他和其他元帅一样，有了属于自己的“帽子”。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等人的帽子是“黑干将”；陈毅经常在国务院和军委开会，给他的帽子是“联络员”；李富春是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工作，几位副总理经常在他那里碰头，因此有了“反革命俱乐部主任”的帽子；余秋里、谷牧的帽子是“小伙计”。
“二月逆流”不久，叶剑英又被内定为“第一号调查方案”里的叛徒，被秘密调查。1967年6月23日，黄永胜亲自批准了这个秘密计划，妄图使之合法化、公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