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叶剑英为何没有被打倒？(2)

一个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在没有任何组织手续、没有撤职公文、甚至连一个电话通知也没有的情况下，便莫名其妙地被停职，可见“文革”时期鱼目混珠之乱，人妖颠倒之甚，连堂堂元帅的人身权利都没有保障，更别说是一般干部了，冤死屈死何足为怪！

叶剑英回到了西山的元帅府里，不能再随便外出。一切政治待遇随之停止，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有时我去看他，他总是沉默不语，但是看得出来他非常希望有人能来看他，并且带来外头一些消息。

我和叶帅身边工作的同志关系也很好，但是大家见面，不再像以前那样愉快了，有说有笑的。大家碰到一起就叹气，就谈心里的担忧，因为他们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叶剑英不担任官职而轻松。他们也受到了牵连，每天要参加批判学习。虽说这些批判会是和“二月逆流”的元帅们背靠背进行的，他们的心情还是非常的压抑，感情上也有抵触。他们既不愿意批判自己的首长，又不能为难主持会议的领导。有时会议开了好久也不见人发言。他们都在等待别人先发言，好顺着音往下唱，而主持会议的人又想先听他们的批判，好掌握定调。结果大家就这么耗着，谁也不做“抛砖引玉”的蠢事。元帅们的为人，大多数人心里有数，能放一码就放一码。但有些人并非善良，总是居心叵测，大家不得不小心翼翼行事。后来不知谁出了一个好主意，让元帅处的工作人员自己组织学习和批判，不再和别的办公室的人一道学习。这样大家才如释重负，从尴尬的局面中解脱出来。

工作人员回到西山后，每天要汇报一次学习组的批判学习情况。因为由口头发言改为书面汇报，他们的思想压力小多了。

“二月逆流”之后，元帅们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军人绝对服从命令的天职，不得不违心地作检查。叶剑英也给军委作了书面检查，所以每次汇报时，秘书就想法从上面抄一点，还不敢多抄，要省着点留给下次汇报用。当时叶剑英和秘书不住一个院子，他们靠电话保持联系。叶剑英时时询问工作人员的学习情况，关心他们每次汇报能否过关。

秘书总是想法安慰叶剑英，叫他放心，不要再挂念他们了，不管怎么批判，不就是想办法写好汇报让上头满意嘛！这对于长期拿笔杆子的老秘书来说是不难的。最难最苦的还是叶剑英自己。虽说他没有遭到红卫兵的批斗和辱骂，也没有遭受棍棒击打，但陈伯达等人对他的精神折磨却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在他刚刚遭受激烈的批判，回到西山后，几个孩子突然下落不明。后来知情人悄悄送来信息，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女婿邹家华、女儿叶向真全被关押起来了。

叶剑英心里明白，孩子们是在替他受过，替他遭受肉体的磨难。陈伯达他们是企图用这种卑劣手段消磨叶剑英的斗志。

叶剑英默默坐在窗前，一动不动。表面上他平静如水，心里何尝不牵肠挂肚？这位经历过战场生死考验，经历过荣辱沧桑的元帅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儿女们遭受磨难，他无法顾及，也不能保护他们。惟一能做的只有默默地等待，默默地祈盼。

叶剑英的脾气和其他元帅的脾气还不一样，他从来不发火，不说重话。似乎少军人豪气多书生文气。如果他心情不好，生气了，就一人沉默无语坐着，谁来了也不搭理。那段时间里，他经常一个人坐在藤椅上，半晌无声。

1968年冬，发生了面对面批斗徐向前元帅的事件，惊动了中央，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及时出面说话，才制止了这种恶性事件在其他元帅身上重演。

虽然在“二月逆流”之后，老一辈革命家的抗争被压下去了，但生命安全还是有保障的，周恩来特别交代过中央警卫局，要做好元帅们的安全保卫工作。

徐向前元帅府的风波刚过的一个晚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三位掌握军队重权的人物突然来到叶剑英处，当着叶剑英的面对秘书说：“主席指示了，你们批判老帅到此为止，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外面的批判不要管。”并对叶剑英说：“你要正确对待。”不等叶剑英答话，他们就匆匆转身走了。

精神压力最大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子女们的消息却令人不安，他们全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里。这是一座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进去容易出来难。只要叶剑英一天不官复原职，子女们就一天不能回家团圆。

随后的日子越加清冷和寂寞。没有“内参”，没有文件，也不知道外面是个什么形势。

平淡而闭塞的生活，久而久之对一个最开朗、最乐观的人也免不了有影响，因为人总是要适应自己生存的环境，学会忍受生活的平庸。原来的叶剑英是位多才多艺的元帅，拉胡琴、吹箫、打乒乓球、游泳、写诗、下棋样样精通，可是莫须有的罪名破坏了他的兴致，以后再也没有听见他那悠扬的琴声……

第二节 周恩来的策略

1969年春天，周恩来安排叶剑英到工厂参加劳动，先和群众多接触，以便早日解放。

1969年4月，又是桃红柳绿的季节，北京的春天和以往一样迷人、清新，“文革”的高温已经在“祖国山河一片红”中降下许多。

我这个时候被派到新疆边境，说是去锻炼，实际是赶出京城。走时，叶帅还在北京，等年底我被总理保回来，叶帅和其他老帅都“疏散”到全国各地去了。后来我见到他的王秘书，才知道1969年这一年，叶帅还进过工厂参加劳动，我感到奇怪，七八十岁的老人怎么还去进行体力劳动。秘书却认为我没有远见，说，这你就不懂了，这是策略！

策略，而且是周恩来的策略！

1969年各地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文革”时期特有的组织形式，有这种形式总比没有要好一些，它毕竟起到了稳定、缓解局势的作用。但“文革”小组把握的基调仍然使社会保持着所谓高昂的革命激情，阶级斗争的弦仍然在人们头脑里绷得很紧，一触即发。

一天上午，叶剑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叶帅啊，你被分配去新华印刷厂，先和群众接触，接受群众再教育嘛，参加学习班和力所能及的劳动，其他老帅都已经做了安排……”

叶剑英知道周恩来安排他出去走走、参加劳动的深刻用意。只有周恩来才会进退有度地将元帅一步一步保出来，又不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小辫子，这就是周恩来过人的工作艺术。